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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亡千載事悠悠。今日令我們目眩神迷如牡丹怒放的唐詩乃至唐文學的繁榮，不能不說與武皇開創的以文取士的制度有關。讓我們懷想至今的盛唐氣象，其實不在於那幅員廣闊的疆域，不在於“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天朝風範（雖則這些的確很能滿足人的虛榮心^_^），而在於李白的詩，王維的畫，在於王翰醉臥沙場的瀟灑狂放，在於李義山那不可救藥的浪漫與深情，在於安史之亂遭受胡騎踐踏仍能憐惜街頭賣藝的胡騰兒有家不能歸的悲憫與寬容，在於數萬民間女子郊外踏歌放舞那健康而明媚的笑靨……洛陽的牡丹、揚州的明月、琵琶、古劍、煙柳、和白鳥，這些意象組成了我所深愛的唐朝，詩的王朝。翻閱唐人留下的詩篇，或清冷，或豪放，或幽雅，或恬淡，那是令我們不知不覺會用眼淚去應合的歌聲，穿越千載的時空悠悠傳來，至今仍慰藉著我們寂寞的心靈。
然而在沉醉於唐詩所營造的靈性世界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詩賦取士制度帶來的負面影響，即儒學的低迷。唐初雖然三教並尊，佔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思想，這一點已為學界所公認。太宗以儒治國，詔令顏師古、孔穎達考訂《五經正義》，標誌著傳統儒學即兩漢經學的統一，儒學盛極一時，但其後卻進入了一個相對沉寂的時期，直到中唐大儒韓愈異軍突起，“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高舉“道統”的旗幟，為宋學開闢了先河。而中間盛唐一段，儒學卻處於馬鞍形的低谷地帶，這對於一個文化繁盛的大一統帝國來說，是很不同尋常的。不能不說這跟武皇執政時有意識淡化地儒學有關，除了抬高進士壓低明經科之外，也可以從學校的興廢略窺一二。
（本節未完待續）
注：
＇11＇錢穆《國史新論》
＇12＇ 《貞觀政要*崇儒學》
唐代的學校制度非常完備，中央官學有二館六學，州縣有小學和私學。六學是指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隸屬國子監，二館指隸屬門下省的弘文館和隸屬東宮的崇文館，，不僅招收貴族子弟，也招收一定數目的庶族平民，甚至外國留學生。七八品官以下的子弟可以學習各科專門知識，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則專攻儒家經典。太宗時尊孔崇儒，學校發展極快，“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史稱“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12＇高宗繼位，薄於儒術，頗重文吏，對於士子入學研究儒家典籍缺乏獎勵和提倡，但學校仍在繼續開辦，士子對學校仍有濃厚興趣，如宰相裴炎前後總共在弘文館攻讀十年，精通《左氏春秋》、《漢書》等經典文獻。
及至高宗末年武后執政，情況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仍然要提到永隆二年著名的《條流明經進士詔》，規定進士科加試“雜文”，明經則加試“貼經”，即從經文中摘選成句，用紙糊住幾個字，讓考生填空。此後帖經漸漸成為明經科錄取的主要標準，經義降到了次要地位，考核士子對經文的理解能力讓位於單純的死記硬背經文詞句。明經和進士科的難易程度逐步拉開，以致明經出身者為世所輕。而學校主要講解儒家經義，既不適合進士科，明經科也用不上，與科舉考試脫鉤，社會需求便大大減少。而武后臨朝，祠明堂，拜洛水，封嵩嶽，搞了一系列慶典，每次都從國子監選取學生充當齋郎隨行，入選者只要充當一次齋郎便可以馬上獲得出身即做官的資格，甚至立刻授與官職，免去讀經和考試之勞。＇13＇ 既然不必熟讀經文就可以得官，學生自然無心向學，不再以經學為意了。除了有意煽動學生厭學情緒，武后還在教學師資上做手腳。原本在中央官學執教的祭酒博士都是鴻儒名家，為世所重，武皇稱帝之後專派武氏諸王及各位駙馬擔任國子監祭酒，這些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談風花雪月還行，給學生講解儒家經典沒得給人笑死，“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 一來沒動機學習，二來也學不到東西，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也就不足為怪了。二十年間，學校墮廢，儒學低迷，武週末期大臣韋嗣立上書指出情況的嚴重性要求改善：“國家自永淳（公元682年）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 ？”＇14＇武皇微笑，順手就把奏章放一邊去，這正是她要達到的目的。
開科舉而廢學校，文學繁盛而儒學沉寂，該如何來評論武皇給唐朝造成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