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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可能一上來就是背。美國的老師要先告訴你乘法是怎麼回事，舉一些生活中的例子，讓你懂得“乘”是什麼概念，然後告訴你怎麼做，比如2×3、4×3，最後才要你背“九九乘法表”。再比如老師講解分數，是先告訴你“分數”這概念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是這樣。在中國，你會知道這是幾分之幾，但不知道這有什麼用，孩子不去問為什麼，老師也不講。他學會了“雞兔同籠”的題目，可是換了一個“狗鴨同籠”，就不會做了。老師為了讓學生會做，就不斷重複，結果一個規則要讓學生做幾十遍，甚至一百遍，再有興趣的孩子也要被搞得索然無味。
中國的教育中有一種“背的文化”。這也難怪，常用的漢字有六千多個，不背絕對不行。因為有這種文字特點，所以，背誦就成了最主要的學習方法。要背公式，背數字，背地名，背海拔多少米，背“雞兔同籠”，背圓周率的小數點後面多少位……
我上學的時候對“為什麼”特別有興趣，可是現在我的女兒對“為什麼”並沒有興趣。我如果問她，是願意理解還是願意背，她可能願意背，但是她背了就忘。要是喜歡數學的孩子可能就不一樣了，我的女兒不喜歡數學，但是她的腦子已經被塑成一種形狀，你如果不告訴她為什麼，她就記不住。如果明白了“為什麼”，就不容易忘，就算忘了那個概念，還可以想起那個“為什麼”。比如她前一陣子學一個四則運算，她背來背去，還是搞不懂，第二天考試，考了一個“重考”。那天我回家很晚，結果我就教她，還是先讓她知道為什麼。她也不想跟我學，但是不學好像通不過考試這一關，最後終於懂了，就考了個滿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孩子的腦子是可以被塑成一種形態的。
楊振寧曾經說過，中國的教育適合普通的學生，美國的教育方式適合聰明的學生。李開復說，他不能很確定這話對不對。他覺得“聰明的學生用美國方式來教育是對的，至於大多數普通的學生用中國方式來教育是不是好，我就不是很確定了。”
“美國的孩子不會背誦乘法表，但知道乘法是什麼。中國的孩子能背乘法表，但不知道乘法是什麼。”李開復這樣說。他經常抱怨中國的教學辦法太死板，又不能完全同意美國小學和中學的教學辦法，說它“實在太鬆散，太不注重背了”。他的女兒背“九九乘法表”，從7歲背到8歲，還是不會。“她裝不進腦子去。老師也不要求她背，上課時提問題，就是問她喜歡什麼，有幾個朋友。”
兩個大腦（1）
每個人都有兩個大腦。只有極少的孩子能學會使用自己的兩個大腦。
——劉策
無論老師還是父母，都能在孩子獲取知識的過程中獲得一種滿足感。一個學齡前的孩子今天會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了，明天會背“九九乘法表”了，這些都會在周圍的大人中引起驚歎，人人都說這孩子真是“聰明過人”，都相信這就是孩子的成長，但是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知識的積累和大腦的成長並不完全是一回事。
對於少年劉策來說，學習數學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學習繪畫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可是任何一個瞭解大腦結構的人都能想象，這兩個過程中間有著巨大的區別——他必須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使用大腦。
很多年來這孩子的全部生活，就是在數學和繪畫之間交替轉換，甚至在週末也是如此。星期六下午學校只有兩節課，三點鐘就放學了。他離開學校，登上公共汽車，趕去參加“數學尖子培訓班”。數學老師嘴上說是培訓學生的嚴謹和邏輯，其實不過是專門找些稀奇古怪的題目來難為這些孩子。每個題都特別難，有些題目真的需要你有很強的數學能力，也有不少題目，只不過是“腦筋急轉彎”。對數學沒有興趣的孩子遇到這些，那可就要糟了，但是在數學培訓班裡坐著的，都是這座城市中對數學最有興趣、數學能力也最強的學生，人人見了難題興奮不已，劉策置身其中，自不例外。
例外發生在後面的三個小時裡。數學培訓結束後，別的孩子都回家了，只有劉策徑直跑到少年宮，一個繪畫訓練還在那裡等著他，從下午6點鐘開始，持續到晚上9點。三小時的繪畫和兩小時的數學緊密相連，劉策從始至終都很專注。幾分鐘之前他還沉浸在數字的世界裡，拼命調動自己的邏輯能力、推理能力、分析能力、抽象能力、判斷對與錯的能力，這讓他的左腦格外活躍，但是現在，他開始調動他的右腦了。
幾乎所有孩子的右腦都曾蠢蠢欲動。兩三歲的時候，他們就知道在家裡的牆上地上塗鴉，到了四五歲。他們開始用自己的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