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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去看世界。酷愛轎車的男孩子，會讓一輛賽車佔據畫面的三分之二。賽車一定是在飛速前進的，所以有一大堆筆直的箭頭穿過白雲，指向後方。還有輪子後面彎曲延伸的線條，像是流動的空氣，又像捲起的塵煙，還有右上角那個放射著紅色光芒的太陽，只有四分之一的部分留在畫面上，表明孩子的想象力已經超越紙張的侷限，飛向天外。
一旦諸如此類的直覺構成一幅圖畫，形象就活躍在大腦中。如果孩子們得到鼓勵，投入更多的想象、情感和努力，他們的右腦也就會一次次地被啟用。
可惜我們的教育體系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事實也許正相反，孩子六七歲，到了上學的年齡，一個已經成形的、由語言和數字組成的知識體系支配了他的記憶，控制了他的大腦，把那些直覺的、形象的東西全都驅逐出去。就像心理學家卡爾·布勒在1930年說的：“隨著本質上是語言的教育成為主導力量，孩子們放棄了用繪圖來進行表達的努力，轉而幾乎全部依賴於詞語。語言先是擾亂了繪畫，然後全部吞噬了繪畫。”
我們也許還可以把話說得更徹底些：今天學校的教育模式，是在激發孩子左腦的同時，埋葬孩子的右腦。左腦完全吃掉了右腦。只有極少的孩子能幸運而又偶然地躲避這種並非蓄意的摧殘，學會怎樣使用自己的兩個大腦。劉策正是其中一個。
繪畫是形象，是直覺，是感知，是一種想象力。它的全部過程和視覺糾纏在一起，而沒有數字世界裡的那些邏輯，沒有推理，沒有是與非，沒有對與錯。根據貝蒂·艾德華的觀點，神秘的繪畫能力其實就是一種將大腦的狀態在視覺模式和邏輯模式不斷轉換的能力。此人是美國的一位最令人驚歎的美術教育家，她撰寫的《像藝術家一樣思考》，以13種語言在全球銷售250萬冊。其魅力在於，她鼓勵那些並不希望去做專業畫家、甚至從來沒有繪畫興趣的人去學習繪畫，因為“在學習繪畫時，你將會探尋被日常生活無窮無盡的細節隱藏住的那部分大腦。”
她把自己的繪畫教育建立在生理學的“右腦模式理論”之上。“我把你看作一位有創造潛力的人，透過繪畫來表現自己，”她對她的那些並不想當畫家的學生說，“我的目的是提供釋放那種潛力的方法，幫助你進入一個有創造力、直覺和想象力的意識層面，一個由於我們過分強調語言和技術的文化教育系統而導致沒有被開發的意識層面。”事實上她的大多數學生的確不是藝術家，而是科學家和管理者。
現在讓我們重新回到劉策的童年，回來探詢每週六下午到晚上五小時中他的精神世界。數學老師交給他一些奇怪題目，他就全神貫注起來，於是時間停止了，停止在左腦的數字世界中。他的思維非常活躍，並且非常自信。兩小時後他換了一個地方，坐下來，按照繪畫老師的要求，用眼睛長時間地盯住某一個靜物，一隻鷹、一盆花，或者一幅風景畫，就如同幾分鐘以前他面對著那些抽象的數字和符號一樣。
他從以數字和符號為主導的“左腦模式”中擺脫出來，擺脫得異常迅速而且自然。他現在覺得這些實實在在的形象非常有趣，情不自禁地依靠視覺感知其中大量的細節，以及每個細節之間的關係，發現各個部分如何相互適應，從一個線條畫到相鄰的線條，從一個空間畫到相鄰的另一個空間。他在不知不覺中與他的目標合為一體，很平靜但卻充滿激情。他再次找到了自信。
兩個大腦（2）
時間再次停止了，但現在是停止在右腦中。這裡是一個藝術的世界。他的思維不再由數字、符號、語言和邏輯組成，而是由線條、空間、顏色和想象力組成。
人們把一樣東西從左手換到右手的時候，可以很清晰地感覺到力量的轉換。奇怪的是，大腦讓人們辨別左手和右手，卻不讓人們辨別它自己的左邊和右邊。大腦成長的關鍵點，恰恰發生在這個不為人所注意的地方。劉策的思維在兩個大腦之間不停地轉換，數字開發了他的左腦，而藝術開發了他的右腦。
知識的融會貫通往往被認為是教學中最難實現的一項技巧，大腦的融會貫通就更難。不幸的是，這種融會貫通經常是偶然性的。意識的轉換已經發生，卻很少有人意識到。
現在讓我們再來觀察一下這孩子的“意識轉換”。在很多年裡他的節奏緊張，很少有休閒的時候，但他總是感覺精力充沛，他從沒有覺得大腦的疲倦，因為他是在交替使用兩個大腦，當他激烈地使用一個大腦的時候，另外一個大腦也就從緊張中解脫。只有很少的時候，他會有一種天崩地裂的感覺，那是在他從一種思維模式向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