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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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滿得不能再滿的紙簍如同家門口有一雙髒得不能再髒的拖鞋，是使人感覺上很不舒服的。

我每次走入教室心裡總是犯尋思。我想，似乎有必要對它滿到那般程度做出反應。或言，或行。

“哪位同學去把紙簍倒一下啊？”

此言也。

我確信只要我這麼說了，立刻會有人去做。

自己默默去倒空紙簍。

此行也。有點兒以身作則的意思。

我想行比言更可取。於是我“作則”了兩次，第三次還打算那麼去做的，有一名同學替我去做了。

他回到教室後對我說：“老師，有校工應該做這件事，下次告訴她就行。”

將紙簍倒空，來回一分鐘幾十步路的事。教學樓外就有垃圾筒。女校工我認識，每見她很勤勞地打掃衛生，挺有責任感的。而且，我們相互尊敬，關係友好。我的課時排在上午三、四節。而她一早晨肯定已將所有教室裡的紙簍全都倒空過，是上一、二節課的學生使紙簍又滿了。無論是我去告訴她，還是某一名同學去告訴她，她都必會前來做她份內的事。但我又一想，她可能會認為那是對她工作的一種變相的批評。使一個本已敬業的人覺得別人對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見，這我不忍。

我反問：“有那種必要麼？”

立刻有同學回答：“有。”見我洗耳恭聽，又說：“如果我們總是替她做，她自己的工作責任心不是會慢慢鬆懈了嗎？”

我不得不暗自承認，這話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質的道理的，儘管不那麼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我又反問：“是不是有一條紀律規定，不允許帶著吃的東西進入教室啊？”

答曰：“有。但那一隻紙簍擺在那兒不是就成了多餘之物，失去實際的意義了嗎？”

於是第三種看法產生了：“其實那一條紀律也應該改變一下，改成允許帶著吃的東西進入教室，但不允許在老師開始講課的時候還繼續吃。”

“對，這樣的紀律更人性化，對學生具有體恤心。”

於是，話題引申開來了。顯然已經轉到對學校紀律的質疑方面了。內容一變，性質亦變。

我說：“那不可能。大約任何一所大學的紀律，都不會明文規定那一種允許。”

辯曰：“理解。那麼就只明文規定不允許在老師講課的時候吃東西。將允許帶著吃的東西在課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

我不禁笑了：“這不就等於是一條故意留下空子可鑽的紀律了麼？”

辯曰：“老師，如果不是因為課業太多太雜，課時排得太滿，誰願意匆匆帶點兒吃的東西就來上課呢？”

於是，話題又進一步引申開來了。內容又變了，性質亦又變了。而且，似乎變得具有超乎尋常的嚴肅性，甚至是企圖顛覆什麼的意味兒了。

當然，我和學生們關於一隻紙簍的談話，只不過是課前的閒聊而已。

但那一隻紙簍以後卻不再是滿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誰每次課前都去把它倒空了。

由此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這乃是世事的本體，或曰總象。缺少了這一種或那一種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時表面上看法特別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時某些人所要表達的僅僅是看法而已，並不實際上真要反對什麼，堅持什麼。更多的時候，不少人會放棄自己的看法，預設大多數人的任何一種看法，絲毫也沒有放棄的不快。只要那件事並不關乎什麼重大原則和立場——比如一隻紙簍究竟該由誰去把它倒空。這樣的事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自己的意願選擇一種做法。只要心平氣和地傾聽，我們還會聽到不少對我們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觀點。那些觀點與我們自己一貫對世事的看法也許對立，卻正可教育我們——一個和諧的社會，首先應是一個包容對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會。不包容，則遑論多元？不多元，則遑論和諧？

在我所親歷的從前的那些時代，即使是紙簍該由誰來倒空這樣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學裡，而是在中小學裡，也是幾乎只允許一種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種被確定為唯一正確的看法。另外的諸種看法，要麼不正確，要麼錯誤，要麼極其錯誤，要麼簡直是異端邪說，必須遭到嚴厲批判。比如竟從紙簍該由誰倒的問題，居然引申到希望改變一條大學紀律，並且因而抱怨學業壓力的言論，即是。久而久之，人們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趨於簡單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