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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高1米80，英俊瀟灑，會拉小提琴，在清華當過樂隊指揮，想找個有文化素養的姑娘。
這時候中專畢業的繪圖員賈桂娥出現了。在師傅們的撮合下，二人談起了戀愛。但談了兩個月後，慕綏新覺得她太俗，想結束戀愛關係。
這對痴心愛他的賈桂娥是個打擊。那時慕綏新已經調到文藝宣傳隊，她生怕這位帥哥被別的姑娘搶走了，馬上就神經了，瘋了，尋死覓活，家長也找上門來施加壓力。他只得跟她結了婚。
然後就有了兩個女兒。過日子，忙工作。然後知識分子的春天就來了。包括慕綏新在內的16名大學生都受到重用，當了官。
那15名大學生像當初很快找工人結婚一樣，又很快地全都離了，找到自認為檔次較高的女性結了婚。慕綏新沒有這麼幹，儘管賈桂娥在16個女人中排名並不靠前。
這麼做是對了，還是錯了？就算對了吧。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這次對了，並不能擔保下次也對，不能擔保你永遠不邁錯步。生活是很危險的。那種危險往往出現在你感覺不到危險，反而覺得很安全的時候。
那個年代生活困難，賈桂娥學會了理髮，她給慕綏新理出很好看的髮型，二人對著鏡子笑。然而後來她藉著丈夫的勢力大把撈錢。你為什麼讓她借那個勢力呢？回想起來很是懊悔。
“政績市長”
他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他的著眼點全在事業上。別說家庭生活這些小事，許多做官從政的套數、規矩他也不講，或者說不懂。那種讓請求辦事的人頭疼的“研究研究”，在他這裡很少出現。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當場給你答覆。有時坐在小車裡接到一個請求辦事人的電話，他立刻就回答可以辦還是不可以辦，如果可以辦，他就馬上寫個條子，交給秘書去辦。除了正式大會，講話從來簡短，棗核解板——沒幾句（鋸）。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辦事效率。
他對會議好像沒有多少興趣，連那種非常嚴肅、重要的市委常委會，他也毫不在乎，說不參加就不參加，遲到更是家常便飯，常常出現“書記常委等市長”的場面。這如果放在別的地方，可能就是個政治事件，因為關係到誰是領導核心的問題。但在瀋陽，大家公認慕綏新是“黨內個體戶”，司空見慣，奈何他不得。
在書記、市長同時出席參加的重大活動中，他經常越過書記拍板表態。他思維超前，頭腦敏捷，書記總比他慢半拍。但人家畢竟是書記，你不能這麼辦啊！
對下級那就更厲害了，稍不如意便大聲訓斥：“你他媽的想不想幹了？”“不想幹我收拾你！”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無軌電車改成汽車的建議，便讓一名幹部去論證，那幹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見，他便說：“我讓你論證改後的好處，不是讓你論證不行，你他媽回去給我重新論證！”
他就是這麼一個人。為了達到目的當然是工作目的，不講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對某項工作越是熱衷，便越是勇猛向前，不顧細節。
他當選瀋陽市長後，除了集體宣誓，還有一個自己的就職演說。他對記者回憶說：“這個就職演說是我自己打的草稿，沒讓任何人看過。核心的內容是，我衷心地希望瀋陽人民能夠驕傲起來，能為自己是瀋陽人而感動、驕傲和自豪。這是我為政一期的一個重要的政治目標。”
他接著說：“我基本上像一部裝甲車或一部坦克車，呼呼往前衝，不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問題我都無所畏懼，我都可以克服。很多在常人眼裡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已經變成了現實，就是因為把我放在瀋陽市長這個位置上，我要實現我的抱負，我要完成對這個城市人民的莊嚴承諾。1998年我們做過一個測驗，瀋陽人民對政府的滿意率達到94·7％。”
也許這個數字像其他許多數字一樣不會十分準確，但說明慕綏新很在乎這個，很在乎自己的政績。這就足夠了。他以“政績市長”自居，他把抱著聯合國頒發的“人居獎”獎盃的神采飛揚的大照片掛在客廳裡。他認為這是光榮的。光榮背後也許還有“政治野心”什麼的。但確實沒把撈錢作為一種目的而特別加以考慮並付諸實施，也是事實。
那麼他沒有撈錢嗎？不是這個意思，只是說他主觀上沒有處心積慮地撈。他這個貪官，嚴格地說，在某種程度上又是一個不太自覺的貪官。
在某些地方，送紅包已經成為一種風氣。每到出國，住院，逢年過節，自會有大批紅包送上來。順著收了，顯得很自然，很合群兒，團結友好，皆大歡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煩。所以一般都是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