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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綏新馬上意識到了自己的身份和處境，說道：“那行吧，去吧！”
還是一貫的風格，辦事不抹嘰，要麼不答應，要麼痛快答應。
當時慕綏新是躺在病床上，到這一年的8月，他坐起來了。
坐起來的原因並不是病情減輕，而是心情放鬆了。什麼事情都是有個結果才好。犯罪也一樣。沒有徹底交待之前總是非常害怕，硬扛著，靈魂不得安寧，很受罪。交待了也就交待了，天並沒有塌下來，心情反而平靜了。他昇華了，大徹大悟了。所以他願意坐起來，打起精神，跟記者長談。那時候他把所有的問題都交待了，想跟記者好好探討一下，他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他說：“已經到秋天了，我能感覺到涼意了。”
他開始回憶過去的事情。
他說：“那是98年換屆的時候，是我提議宣誓的。因為當時代表們的選舉氣氛很熱烈，票數也很集中。我就產生了一個想法，我們能不能面對選舉我們的人做一個承諾，這樣也成為約束我們自己的一把尺子。我們一起喊了一些誓詞，主要是這麼幾句話：‘依法從政，廉潔奉公，牢記宗旨，報效人民。’因為我知道，上任後會面臨著很多新的困難和問題，有些問題靠我們的智慧可以解決，但有一個問題是我們自己很難解決的，那就是腐敗。只有把我們交給群眾，在群眾中亮相，把我們的諾言喊出去，我們才有可能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闖過這一關。代表們都站起來，為我們歡呼。”
從錄影上我看到他的眼裡閃著淚光。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也許為沒解決好腐敗的問題而遺憾吧。雖然宣了誓了，喊了，說了，講了，做的卻是另一套，沒有“廉潔奉公”，而是收錢受賄，整天打壺不認錫，不知不覺地腐敗了。
也許他在想，現在瀋陽市人民會怎麼看待他。
他沉痛地說：“我非常地內疚，非常地對不起我的老百姓。”
低下頭去，半晌沒有再吱聲。記者很尊重地給予他沉默的時間。
“面對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應該做的事情。”
說完這句話沒有再沉默，而是激動起來：“我沒有辦法以我的臉去面對這些老百姓，我怎麼和他們去講？我平時在會上講的是什麼，而下面做的是什麼？我沒有辦法面對他們。所以我曾經要求中央，對我的罪刑在審的時候能不能異地審，不要在瀋陽審，因為我不想再傷害我非常熱愛，並希望為他們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們太忠誠，太老實，他們在我身上寄予許多希望，我卻欺騙了他們，我不希望他們再受到傷害。”
他以為，老百姓已經對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他想象的那麼嚴重。
他說對了，“他們太忠誠，太老實”。老百姓竟然沒有特別恨他，也就是說，沒有太大的民憤。認為他雖然犯了罪，卻也為瀋陽人民幹了一些事情。
我到瀋陽後接觸了許多人，包括幹部和一般市民，他們對“老慕”的印象還不算最壞，認為他是一個能幹事的市長，城市建設，路的改造，等等，等等。他們有自己的一套邏輯，他們說，一點不貪很難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貪的時候，多為老百姓辦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貪又不給老百姓辦事情。
善良的老百姓把對幹部的要求已經放得很寬。他們對腐敗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樣，幹部吃頓高檔宴席也義憤填膺。他們早就想開了，吃吧，玩吧，撈吧，造吧，只要把經濟搞上去，讓老百姓多得點實惠就行。
況且，老慕還不愛玩。
慕綏新除了幹工作，下班準時回家，從來不去娛樂場所，更不與女人鬼混。在與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裡，白天很威風地當市長，晚上回到家裡好歹吃點剩飯，便獨自看電視。賈桂娥在經商，總是很晚才回來。他對妻子把嘴唇畫得通紅很反感。
那時候他的心裡已經有了梅花，不過他的自制力很強，不經常見面。他對家庭有責任感。可是他越來越感到，這個家庭快維繫不下去了，不僅因為感情，而且還因為經濟。賈桂娥打著他的旗號經商辦企業太出格了，要給他惹禍的。他向有關部門發下話去，賈桂娥不代表他，不能給她辦任何事情。但是不管用。方話不入圓耳朵。
也許一開始就錯了。
那是1970年，他從清華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冶金部設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築公司下屬的一個機修廠，當然是下車間當工人。同去的有16名大學生，除他以外都陸續地與車間女工結了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