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謊言與真相羅馬與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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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1655年，曾經出任大清順天府府丞的魏琯出任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屬兵部督捕，部議改歸大理寺，魏琯上疏言其不便，乃設兵部督捕侍郎專管其事。又言：“逃人日益增多，因為投充者很多。本主私縱成習，聽其他往，日久不還，都告發為逃人。逃人再怎麼樣，懲罰只是抽一百鞭子，而窩藏逃人的卻要被處死，沒收人口、財產給本主。這與叛逆罪沒兩樣了，不符合法律公平的宗旨。”

皇帝把老魏的言論批發給朝中眾要員討論，把對窩藏者的處罰改為流放，免除沒收財產和人口為奴的處罰。老魏又建言：窩逃的人如果死在監獄中，他的妻子兒女應免流徙，如果遇熱審（熱審也是明朝的一種審判制度，是在暑熱季節到來之前，對在押的沒有審判定罪的囚犯進行清理發落的制度。這種審判制度開始於明成祖永樂二年，即1404年。具體時間是每年小滿之後的十多天開始，到農曆6月底為止。這種會審制度分中央、地方几個級別分別進行。清朝時將熱審制度也繼承下來，繼續在實踐中執行），也應減罪一等。

老魏看不清清初殘酷的形勢，人道之心未死，同情之心未泯。帝國沒有奴隸，吃什麼？喝什麼？帝國專制不恐怖，權柄誰能緊握？

順治指責魏琯出賣君王的恩典，讓王公大臣討論魏琯要求放鬆刑罰的問題，討論結果是：魏琯應當判處絞刑。幾經周折，順治把老魏撤職，結果，魏琯流徙遼陽，死在流放地。

對待另一位指出逃人法弊端的官員李裀，大清統治者也沒有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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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攻下中原土地後，八旗軍隊把俘獲的百姓當做奴僕，對待他們兇殘暴虐，因此逃亡的人很多。當時還有漢族地主帶著奴僕一起投靠旗人的，這被稱為“投允”，如果碰到主子暴虐，也一併逃走。逃人法自此起。順治十一年（1655年），一名王姓大臣評議：匿逃人者給其主為奴，兩鄰流徙；捕得在途復逃，解子亦流徙。皇帝以其過嚴，命再議，仍如王大臣原議上。順治十二年（1656年），李裀上疏極論其弊曰：“皇上為中國主，其視天下皆為一家。必別為之名曰‘東人’，又曰‘舊人’，已歧而二之矣。”李裀描述了這種悲慘的狀況：“法愈峻，逃愈多。從逮捕到審問，道路驛騷，雞犬不寧。其中很多是冤獄陷害，以及順藤摸瓜式的牽連，以至於市場上鐐銬都賣完了。饑民流離，婦女躅躑於郊原，老幼僵斃於溝壑。”由於李裀描寫大清暴政的“七可痛”真實展示了百姓被奴役的悽慘場景，觸到了大清朝廷的痛處，於是，李裀被流放到尚陽堡，一年後鬱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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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皇帝（1）

1660年，大清朝廷的言論罪再次吞噬了兩個高官：劉正宗、張縉彥，這兩個人都是從明朝投降過來的官員，後者還出任過明朝的兵部尚書。有人告發張縉彥為劉正宗的詩集所作的序文中有“將明之才”一詞，詞意詭異，不能明白，同時御史蕭震告發張縉彥編劇《無聲戲》，張自稱“不死英雄”，迷惑人心，傷風敗俗。對劉的最後處罰為：罷官，家產一半被沒收，人入旗，不許回鄉。對張的處罰是沒收全部家產，流放寧古塔。不久張縉彥死於流放地。

這些悲慘而殘忍的案例，僅僅是大清帝國踐踏人權的冰山一角。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的東北流人，總數就在150萬以上。詩人丁介吟唱道：“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

這是大明王朝無法尋找出自我更新的體制，無法做到暢通言路的報應，這是中原部族王權暴政的報應……而這些報應卻要由老幼婦孺來承擔。這也是大清王朝的陰毒——對一切可能產生威脅的苗頭的扼殺，對這個國家民氣、骨骼的摧殘。150萬流人，這種恐怖專制產生的心理衝擊波，產生的奴效能量，我們不難想象。

1663年農曆5月26日，在江南人文薈萃的杭州城，大清王朝的殺手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血淚飛濺，人間天堂淪為人間地獄，“未見花開西湖側，但聞啼哭滿天地，新鬼冤煩舊鬼哭，奴族墳頭多少血！”“主犯”莊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屍，另有數百人包括婦女兒童受牽連被流放到荒涼的邊地，可以想見她們悲慘悽苦的命運。學者吳炎、潘檉章均死於此獄。作為吳炎、潘檉章朋友的顧炎武滿腔悲憤，在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