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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較的話，或許，這三根臘肉和這一堆奴才，也算得上明君、賢臣。然而座標系
紀曉嵐赫然矗立在那裡，在他們的時代，世界文明又朝前躍進，而征服者的自卑和恐懼，掠奪者的貪婪與殘暴，驅動他們必定會向前朝的百姓下殘暴之手，製造一起起的文字獄和其他血案。
你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大清帝國如此黑暗、血腥、殘暴，而當時為其歌功頌德的文字還不絕如縷——那你就必須明瞭：歷史的話語權掌控在誰手上？
據說，文學弄臣、大清奴才紀曉嵐，在乾隆臘肉的五十大壽時曾作了一副讓臘肉欣賞的對聯：
二萬里河山，伊古以來，
未聞一朝一統二萬里，
五十年聖壽，自今而往，
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該聯可以說是古今馬屁絕聯第一。比起大清電視劇中唱的“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氣勢宏大得多，馬屁的分貝高得多！
如果專制的思想不探索清楚、分辨清楚、討論清楚，鄒容說的“一千年後，中國人也必為奴隸”的預言恐將成為現實，而奴隸主子們喝血的夢想也將得以成真。
大清奴才紀曉嵐的夢想比鄒容的預言又多出了八千多年；好一個“五十年聖壽，自今而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蕭森殺氣來關外，滄海浮雲變古今（1）
——對歷史話語權、詮釋權的爭奪
1642年，大明帝國的都城北京還未淪陷。大清正在東北邊陲蓄勢待發，準備給大明帝國以致命一擊，其內部卻發生了一樁言論和文字的罪案。這起文字獄多半為後世研究者忽略，是否是大清第一樁文字獄，凌滄洲目前尚不能下結論，但至少比廣東僧人函可的案件早了好幾年，而且以大清一位漢族文人人頭落地而結案。
故事的起源是這樣的，在大清與明帝國爭奪東北期間，上升期的大清攻城掠地，一批漢族士人投降了大清，而大清又有效地籠絡了他們。這其中，有范文程、沈文奎等人。孫應時也可能是這樣的漢族士人，與沈文奎同時入值文館。祝世昌，算是投降大清的明帝國軍官，參與過大清攻打大淩河的戰役。
祝世昌在1633年曾經奏請皇太極攻伐大明帝國，併為其出謀劃策：
攻城當專用紅衣炮，國中新舊三十餘具，瀋陽留四具，城守已足，其餘都可隨軍。師行克城邑，當得練達謹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貪財賄，乃能收集民心、保疆土，宜預選令從軍備任使。用兵當兼奇正，輕兵先發，奪人畜，掠物資，然後整軍挾紅衣炮自大道徐進。
此處國中，指大清國。
這個時候的祝世昌，可以看做是大清忠心耿耿的好奴才。
然而在九年之後，不知是祝世昌良心未泯還是怎的，1642年，他上了一道奏摺給皇太極，請求禁止俘獲良家婦女賣入風月娛樂場所當三陪妓女。皇太極大怒，發下指示——
“世昌難道不知道我禁樂戶？還要寫這公開信？不過偏袒漢人，藉機沽名釣譽而已。我想世昌身在我國，內心仍把明國作為故鄉。”
一場獄案隨即興起。會審結果，判定祝世昌死罪。“其弟世蔭同居，知其事，啟心郎孫應時為其改疏稿，都得處死。禮部官員姜新、馬光先見疏稿稱善，當奪職坐罰”。皇太極命令殺掉孫應時，而假意寬大，把祝世昌、祝世蔭流放。
孫應時何其不應時也！在大清國草創的宣傳作坊，在大清國初期的文化宣傳方面，孫也曾經和沈文奎等人共同為其出過謀，劃過策。像范文程、沈文奎等都向主子提到過“多疑好殺，百姓離心。攻伐搶掠，百姓以為我們只是看重金帛子女。”這些高階奴才都向主子建議要有長遠戰略眼光，要立“大志”，變短期搶掠為“長期搜刮”。應該說，這些建議，在大清征服中土時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祝世昌、孫應時這幾個人可能又或多或少沒有徹底喪失人性，對於俘獲漢家婦女賣到妓院這種事情，有一種人道心和同情心在起作用，因此促成了上書。
而野蠻的專制政體是不容許任何異議的聲音的。之所以殺孫應時而保住了祝世昌的命，也說明了：一、專制政體是功利的，武將的用處比文人要大，刀劍的力量勝於口舌的力量，對武人寬大而嚴加懲處文人，算計上合理。君不見曹操殺楊修嗎？二、知識分子的獨立思維一定要泯滅，因為這對專制政體的危害遠大於一場武裝叛亂，所謂“破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任何獨立的思想、人道的呼籲，都是對野蠻王權的公然挑戰。
孫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