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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死，祝世昌必須受到懲罰。內部人都不能容忍異心，更何況是圈外人。
1642年的血案昭示著大清掌控整個中國，征服整個中國後的殺機，大清自己稱為江山一統，而在凌滄洲看來，鐵幕就要從東北向關內合圍，血腥和黑夜將降臨到本已苦難，本已昏暗的中國大地……
17世紀50年代左右，歷史並不像歷史紀年表述一個朝代的開篇那樣塵埃落定，各地的抵抗還在進行，大清想統一天下的努力還必須進行一段時日。
在武力征服、鎮壓、屠殺的同時，對思想制高點的爭奪，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權的爭奪，對歷史的話語權、詮釋權的爭奪，一刻也沒有停息。
1647年，廣東和尚函可身攜帶的一本記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蹟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受了一年嚴刑折磨後，此人被流放瀋陽。次年，又爆出毛重倬等人的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觸犯有關“正統”的“不赦之條”。這幾樁案件拉開了大清思想獄、文字獄的序幕。
蕭森殺氣來關外，滄海浮雲變古今（2）
大學士剛林何許人也？這位清朝貴族對大清如此忠心而對言論如此敏感，對打壓言論如此敬業賣力，似乎可以稱得上是大清的忠臣孝子了，然而其下場竟然也是被殺，不由讓人感到專制權力下並無完卵。這位剛林算是大清的一個文化人，姓瓜爾佳氏，早年被授予筆帖式的職位，掌管翻譯漢文的事宜。1636年，此人被授予大學士之職。
在皇太極的擴張征服過程中，剛林多次奉命出使軍前，宣揚皇太極的“威德”，讓主子感到很滿意。作為宣傳方面的干將，大清的“肉喇叭”，剛林功不可沒。1649年，剛林出任《太宗實錄》的總裁。1651年，剛林因為在編輯《明史》的過程中發現缺少天啟四年（1624年）到天啟七年（1627年）的這幾年的明朝實錄，請求順治下赦令懸賞求購；崇禎時期的事蹟，如有野史、外傳，也下令一併送來。剛林為了大清帝國的統一，可謂用心良苦。然而，有沒有傻子上當，有沒有人中了剛林引蛇出洞之計，我不知道。
充當專制極權的“肉喇叭”的下場，通常也並不美妙。剛林在多爾袞死後獲罪，罪名是黨附多爾袞，並且擅自修改《太宗實錄》，增加多爾袞的功績。剛林被殺，家產也被查抄。
透過充滿謊言和迷霧重重的《清史稿》，我們仍能捕捉思想鎮壓和文字屠殺大戲的蛛絲馬跡。有時，思想鎮壓僅僅是為了思想控制；有時，思想鎮壓與朝廷內部的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
1654年，大學士寧完我彈劾曾任吏部尚書的陳名夏，罪名有N多條，但核心是：陳名夏曾對大臣們說：“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
當此大清國專政時期，提出要“留髮復衣冠”，不認同其文化風俗，當然是致命的叛逆之語。陳名夏在《清史稿》中被描述得很不堪，先是作為明朝兵部的官吏投降過李自成（《清史稿》沒透露究竟為何投降），後又受到馬士英、阮大鋮的排擠，最後投靠了清廷。在清廷期間，官至弘文院大學士，晉升為少保，兼任太子太保等職。在宦海幾度浮沉之後，面對清廷的審訊，陳名夏對寧完我的指控一一辯駁，抗辯不屈，唯獨承認說過“留髮復衣冠”的話，於是，陳名夏被皇帝下令處以絞死，家屬流放盛京。
凌滄洲不知道這位歷經變亂時代、宦海浮沉已久的陳名夏先生最後的心態，只能推測：在一個人的垂暮之年，在一個人看透滄桑塵事之後，在一個人人性未泯之時，他想起了他的故國家園，想起了自己死後的定位，於是帶著他對異族文化的蔑視，決然走向刑場。
不然，何以解釋陳名夏對其他罪行，如結黨營私等都予以否定，獨獨承認這一條大罪？作為帝國高官，他應該比誰都清楚這是大清最重要的心理防線。還是其“留髮復衣冠”的話有人對證，無法推卸？但他如果此時仍想苟活，完全還可以再做一番“是為了大清國穩定”的解釋。歷史並沒有留下這樣的記錄……因此，或許可以這樣推測，在一個人屈辱了一生，榮華了一生後，在一個人犯下許多無可追悔的錯誤後，才做出了這樣一個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斷。
大學士寧完我何許人也？在努爾哈赤時代就已經投降了大清，是貝勒薩哈廉家的一個家奴而已。此人向大清統治者提出了很多建議，在他的奏言中，哪是大清國哪是別的國家分得很清楚：“我國‘筆帖式’，漢言‘書房’，朝廷安所用書房？……”這樣一個家奴出身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