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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謠誣衊所謂的“上海幫”來說事,我到要就著今天的機會反問這些人幾個問題:為什麼境外的反動傳媒如此憎恨“上海幫”而不如此憎恨“四人幫”?這說明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境外的反動媒體對我國高速發展天天唱衰而對發展停滯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吹捧?我們共產黨內有沒有人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我不知道,不過,我也不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黨內如果有不同意見的人要利用境外反動媒體來向自己的同志和同事發動輿論進攻的話,這不等於告訴全世界我們自己黨內的事情不能在黨解決?這樣的錯誤作風,和黨記憶體在的貪汙腐敗相比,哪一個對我黨的生死存亡更危險?說這種行為是和“反共反華”穿一條褲子是重了點,發展下去就是反共反華也沒錯。
六、個人主義膨脹和狡辯
--上海是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見證,上海是先進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先進的象徵,上海是改革開放之後迅速發展的實驗地,上海是我國的光榮,這就是我黨領導下的上海,“我的上海”。
--作為上海的市委書記,我在中央決定的政策精神指導下首先對我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情負責。我的職責範圍同總書記是不同的,總書記的職責範圍同我的也是不同的,我們都是共產黨人,但這不是說我們的工作職責範圍沒有界限,共產黨是一個集體不是一個人,共產黨的領導有分工,共產黨是有黨內民主的,這個意思我的個人理解就是包括了共產黨不是一個人的意思。
--宏觀調控的政策沒有起預先估計的效果,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來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貫徹執行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方面做到了充分的全面的落實,但是私人的資金和外國的資金繼續流入上海,私人之間的資金週轉很活躍,我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我們沒有政策可以對此採取措施。我們總不能不準張三借錢給李四吧?我黨沒有這種規定吧?
--我強調要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的意思不是否定運用行政手段,我的意思也沒有排斥黨的領導,我的意思是在應該和能夠運用經濟手段的時候,不要認為使用行政手段是走捷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候,輕易使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會留下我們不想要的後遺症,應該和能夠運用法律手段來解決的問題,也不要輕易地用行政手段來解決。提高我黨的執政能力不等於就是提高使用行政手段干涉經濟社會事務的比例,我不這樣理解。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我國私營企業創造了國民總產值的百分之四十多,我們上海的國營企業創造了上海總產值接近百分之八十,如果要談誰最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難道不是上海最堅持社會主義嗎?那些動不動就想給上海扣上資本主義帽子的人說的話不值一駁。上海建設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榜樣,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上海沒有搞資本主義,這頂帽子戴在上海頭上不適用,這頂帽子戴在我頭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國的國營企業國民總產值超過上海再來跟我說上海是不是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問題,否則請原諒,不要浪費你我的時間。
① 柯慶施(一九零二-一九六五) 安徽歙縣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同年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曾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紅軍第八軍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統戰部副部長。一九四九年後,曾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南京市市長、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一九六五年九月病逝於成都。
② 黃菊時任上海市市長。
③ 爺老頭子,上海話對老人的一種親暱的稱呼,如北京話中的“老爺子”。
④ 朱葆三(1848-1926),上海工商大亨,歷任兩屆上海工商總會會長,現在上海的慈溪路原來就叫作朱葆三路。
⑤ 洪塘原屬於鎮海管轄範圍。寧波成為地級市以後,才劃歸寧波市城區的江北區。因此有人說陳良宇的籍是寧波市人,是以現在的行政區劃為依據的。
⑥ 許多寧波人在上海謀生,雖然也講上海話,但是卻終其一生也難以更改寧波口音。
⑦ 鎮反運動指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間中共的大規模鎮壓活動。凡是被指為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反革命分子的,不需要經過任何法律程式,一律槍斃。
⑧ 據上海市僑聯二零零五年八月五日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