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奧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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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年輕時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民主作風在他身上體現得很充分。他從21歲開始當記者，曾於抗日戰爭初期來中國採訪，對中國人民懷有深切的同情。1939年回到英國後就參加了英軍擔任指揮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曾在殼牌石油公司、英國石油公司和銀行工作，同時，他還致力於文藝創作，成功導演了多部電影，撰寫了許多著作。基拉寧先生酷愛體育運動，年輕時曾是馬術、賽艇和拳擊好手。1972年他在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時曾表示，如果他當選，將在他任期內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為此，他一直就此問題不斷同各方面進行協商。

震盪前進的兩年（2）

在他當選主席後的第二年，即1973年的全非運動會開幕式上，我國體總秘書長宋中同志和何振梁同志曾與之會面，瞭解了他願與我方洽談的意向。後來，圍繞邀不邀請基拉寧主席訪華事宜在我委內部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以至鄧小平同志都不得不表態說：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邀請來吧。來過一次北京就不同了，他態度不好也沒關係。但由於極“左”思潮的干擾，基拉寧終未能如期訪華。

打倒“四人幫”後，1977年9月，基拉寧主席由當時的日本國際奧委會委員清川正二先生陪同來我國訪問，這應該說是我們體育外交戰線肅清“四人幫”流毒的一個成果。當時，我們的接待方針是“對解決我代表權問題，如提出，可交換意見，但不急於求成”。委領導由路金棟副主任出面主談，國際司領導宋中、何振梁等同志參加了接待與談判工作。基拉寧主席等在會談中提出如下設想，對我們開啟思路很有益處：

一是提出讓臺灣方面改名為“臺灣奧委會”的建議；

二是要求我體總修改章程使之符合國際奧委會的規定；

三是建議我們與臺灣方面談一談。

這些建議現在看來是很實際的，但當時我們的工作思路仍停留在“納我驅蔣”上，所以雙方只是各抒己見。由於這是基拉寧主席第一次訪華，第一次與我方領導進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徹底瞭解了我方在代表權問題上的觀點和立場。所以國際奧委會方面認為這次會談是建設性的，訪問是有益的。我方也從會談中瞭解了基拉寧主席等代表的大多數西方委員的主流觀點。我們在工作思路上增加了新的內涵。

1985年7月，作者與國際足聯阿維蘭熱主席

另一件必須提到的事情是，1978年5月國際足聯執委會在阿維蘭熱主席的主導下作出了要所謂“中華民國足協”必須改名、恢復我足協席位的決定。並在這一年的國際足聯代表大會上獲得了批准。阿維蘭熱先生兌現了他競選國際足聯主席時的一大承諾。可以說國際足聯在國際體育組織中解決中國席位的問題上獨闢蹊徑、獨樹一幟的做法，即恢復中國足協的合法席位，同時讓我臺灣改以地區名義留在國際足聯內的做法使許多尚未恢復我國合法席位的國際體育組織，包括國際奧委會在內都受到了較大的影響。但在當時國際足聯解決我國席位的這一做法顯得十分超前，我們的整體思維與之還有一定差距。也正是國際足聯的這一新做法給我們恢復席位的工作帶來了新思維。後來，在1985年阿維蘭熱主席訪華、參加國際足聯16歲以下“柯達杯”世錦賽時，專門送給我一本國際足聯成立80週年的大型紀念冊。他高興地在畫冊扉頁上給我寫了祝願的話，並翻到書的第28頁，指給我看書上的一段話：“阿維蘭熱博士當選國際足聯主席後，實現了他的各項承諾，在沒有損害會址設在臺灣的足球協會章程規定的權利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回到了足球大家庭。這是國際足聯主席獨開先河的行動，並得到了1978年代表大會的批准。這一決定得到了包括國際奧委會在內的一系列國際組織的效仿。”阿維蘭熱先生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在我們後來兩次申辦奧運會的活動中得到了更加生動的體現。

還有一件必須提及的大事是鄧小平同志1977年7月復出。當年7月16日到31日，我們在京舉辦了“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我作為大會法文翻譯參加，除了在團長會、技術會議、宴請、開閉幕等場合作翻譯外，我主要陪同扎伊爾團長。7月30日，鄧小平同志與李先念、王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的閉幕式。這是鄧小平同志第二次被“打倒”後首次露面，受到全場八萬觀眾發自內心的熱烈鼓掌歡迎。在儀式前，鄧小平同志在休息大廳會見了各國足球代表團團長和部分駐華使節，當我們一一與小平同志握手時，我近距離目睹了小平同志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