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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盪前進的兩年（1）
如果說1975年恢復我國席位的第一次衝擊的近期目標是為了參加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的第21屆奧運會的話，那麼自1978年後半年開始的第二次衝擊，我們的近期目標則是參加1980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22屆奧運會。儘管最後我們沒有派體育代表團去莫斯科，那是後話。
在兩輪衝擊之間，特別是1976年中國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影響到每一箇中國人，也影響到我們為恢復我國合法席位而開展的工作。
——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離我們而去。
——1976年上半年，“四人幫”颳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來勢兇猛。
——1976年4月初，人民群眾自發在天安門廣場組織悼念周總理的活動，“四人幫”伺機把鄧小平同志整下臺。
——1976年7月28日，我國河北唐山地區發生震驚中外的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
——1976年10月9日，中央一舉打倒了“四人幫”。
我作為這些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和大多數體育外事工作者一樣，在心理上經受了失去毛主席、朱老總和周總理的悲痛，也壓抑著對“四人幫”再次打倒鄧小平的憤怒，更享受了打倒“四人幫”的歡樂。也是在這一年，我的家庭遭受到重創。在軍隊醫院當醫生的大妹妹不幸在唐山大地震救災中犧牲，父母因悲傷過度均引發了心臟病而住進醫院。天災國難和家庭不幸更加磨鍊了我。
1976年3月30日，經請示當時司裡的幾位老領導，我作為國際司年輕的支部委員組織國際司70多名共產黨員集體去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了花圈，以悼念周總理。當時紀念碑前已有40多個花圈。沒想到“4？5”###後，這次活動竟成為“罪證”，連同我傳抄悼念周總理的詩詞一起遭到了清查。甚至差點不讓我作為法語同聲傳譯人員參加5月份在朝鮮平壤舉行的亞乒聯盟會議和第三屆亞洲乒乓球錦標賽。幸虧分管外事的委領導路金棟副主任和宋中、何振梁同志據理力爭，才放我去了平壤。
1977年2月，應國家體委廣大幹部的要求，中央再次調王猛同志和於步血、陳培民同志重返體委領導崗位。一直到1978年5月，這可以說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幫”、肅清極“左”流毒的一年。
王猛等同志到任後，大刀闊斧地從思想上到組織上清除“四人幫”和極“左”思想的影響。1977年5月14日，國際司“揭批查”領導小組成立，朱仄同志為組長，李甦光同志為副組長，成員有趙啟鑫、張全德和我。何振梁同志被調到委裡參與“揭批查”工作。“揭批查”工作是當時司裡的重點工作。在半年緊鑼密鼓、認真謹慎的“揭批查”工作後，路金棟副主任來司裡傳達了委辦公會10月5日的決定：撤銷國際司“揭批查”小組，成立國際司臨時領導小組，朱仄任組長，宋中、李甦光任副組長，成員有何振梁、趙啟鑫、張全德和我。
1978年5月初，於步血、徐寅生等委領導召集國際司領導小組開會。宣佈了黨組決定：由國家體委副主任路金棟同志兼任國際司第一把手，朱仄同志主持國際司常務工作，宋中、何振梁、李甦光、王文忠、張千、趙啟鑫分管司裡相關工作。張全德和我被解放出來，重回處裡搞業務。國際司的“揭批查”工作基本結束。
1978年5月以後，國際司關於恢復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合法席位的工作又被提到了重要日程上，並在思路和舉措上開始新的探索。具體分管國際組織工作的司領導是宋中、何振梁同志。
由於過去的兩年中，我們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對“四人幫”的“揭批查”工作中，所以恢復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合法席位的工作進展遲緩。儘管如此，我還是抽時間參與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業務工作。如1976年我在赴法國奧爾良參加第三屆世界中學生運動會期間，與國際遊聯領導進行了艱苦的交涉，使他們瞭解了我方的原則立場。在此期間我還陪同路金棟副主任等領導會見了伊朗、突尼西亞、查德、越南、寮國、柬埔寨等駐華大使或參贊，透過他們做本國國際奧委會委員或體育領導人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9月我方首次接待了國際奧委會主席、愛爾蘭人基拉寧勳爵。基拉寧當時63歲，滿頭白髮，性格為人與前任主席截然不同。由於他中學時在英國伊頓公學就讀，爾後在英國劍橋大學和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攻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