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奧紀實

第3部分 (第3/4頁)

精神飽滿，心中十分激動。我感到中國發展有望，預感到恢復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合法席位的工作也會有明顯進展。

在打倒“四人幫”後的頭兩年裡，我還曾陪同國際司另一位資深副司長周正同志赴喀麥隆訪問非洲體育最高理事會秘書長岡加先生（後來成為國際奧委會委員和剛果駐華大使），共商恢復我國席位事宜。我還分別出席了國際賽艇、國際擊劍等國際組織的代表大會，並相繼做這些已恢復我國席位的組織中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工作，為將來國際奧委會全會表決我國席位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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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模式”逐漸形成（1）

作者與（左）都浩然（中）、孔慶文同志

在教科文組織政府間體委會上

1978年國際司新領導班子調整後，當年7月國家體委任命我到綜合國際體育組織處擔任副處長，與另一位副處長劉國常同志一起協助從外交部調來的袁載鈞同志一道工作。從此，我更加專注地投入到恢復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合法席位的工作中。

在此期間，我還參與了在已恢復我國席位的國際組織中擴大我方發言權的工作。我曾陪同排球界老前輩張之槐、馬啟偉同志參加國際排聯大會，幫他們分別成功競選為國際排聯理事和規則委員會委員。陪同柏平同志參加國際中學生體聯大會，協助他當選為執行委員。

1978年5月和1979年5月我兩次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體委會議，與劉覺儔、孔慶文一起配合何振梁、都浩然同志的工作，並協助都浩然同志成功當選教科文組織政府間體委會副主席。在此期間我還赴西班牙做了足球、射擊、射箭等運動協會的工作，為最終解決我國參加奧運會問題鋪路。

當時我們投入精力進行研究的最大熱點問題就是如何解決國際體育組織中的臺灣問題。由於臺灣問題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問題，國際體育界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類似的問題。所以大會小會我們不知討論了多少次，有時還把外交部等有關部委分管國際組織臺灣問題的專家請來，或我們登門拜訪，與他們一起討論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模式。儘管各部委從不同的工作角度提出了許多解決方案，但我們總是感覺我們某些分管外事部門的主張同國際體育界的主流思維與建議無法對接，我們的政策和國際體育界的現實之間的縫隙無法彌合。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執行中央對臺工作政策的靈活性與國際體育界大多數人主張歡迎中國重返奧林匹克大家庭，但不願看到臺灣被驅逐出去的現實之間的矛盾。

尋找一種解決辦法既能恢復我國作為主權國家奧委會的合法席位，又不排除我國臺灣地區運動員參加國際比賽的權利，成了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思索、熱議的唯一話題。

在1979年10月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名古屋會議決議即“奧運模式”正式產生之前，當時國際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對改變我們的思維軌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79年元旦這一天，葉劍英委員長髮表《告臺灣###》，提出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早日實現“三通”與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我們所有長期從事恢復我國席位工作的同志們聽到葉帥代表中央發表的《告臺灣###》後，都十分興奮，備受鼓舞，國際司內洋溢著喜悅的氣氛。因為我們從中感受到了中央對臺方針的重大調整和發展。《告臺灣###》為我們解決國際體育組織中的臺灣問題指出了新的思維方向，開闢了新的工作舞臺。

為了集思廣益，雖然當時我們做國際體育組織工作的同志們已經分成綜合國際組織處和單項國際組織處，但許多重大問題都是兩個處一起議，對待國際奧委會的問題更是如此。司裡幾位外事經驗豐富的同志如張千、魏紀中、樓大鵬、王正夫等同志多次參加了我們的討論會。

我們的內部討論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達到了高峰期。在葉帥元旦《告臺灣###》發表4天前的一次內部討論會上，我記錄了與會同志們的如下幾段發言：

“廣交朋友、建立友誼，讓朋友瞭解我們的想法和問題，要激發他們的正義感，而不是企圖把他們都促成‘左’派。”

“與這些人談話必須注意首先是尊重和平等，不能教訓人家，欲速則不達，有時會適得其反。”

“以什麼形式恢復我權利？我方可以靈活到什麼程度？國際奧委會委員們在動什麼腦子？他們的主體想法是在大陸與臺灣之間尋求一條既不開除臺灣又讓我們進入的途徑”。

“‘驅蔣’的提法不是上策，總目標是我進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