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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另一位是從我國駐蘇聯大使館回來的王亦洲同志，正是在這麼一個大背景下，我作為國際體育戰線的一名新兵積極投入到了恢復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合法席位的工作中。
1975年，我國的民間外交還沒有全面展開，只有體育外事工作開展得比較活躍。所以當時有不少外事幹部陸續從各部委幹校調到了體委來工作。他們大都有較豐富的外事工作經驗且懂外語。但1975年初“批林批孔”運動已在全國展開。江青“四人幫”及其在國家體委的代表極力想控制國際司這一塊陣地，派人進入了司領導班子。他們與國際司內一些受極“左”思潮影響比較嚴重的人裡應外合，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干擾了恢復我國在國際組織中合法席位工作的正常進行。儘管如此，由於國際司大部分同志長期從事外交工作，處事比較穩重；而我們30多個從北外、北二外等大學幹校調進來的年輕人又基本上是“文革”中所謂外事口的“保守派”，所以“四人幫”的“批林批孔”運動在國際司沒有形成太大氣候。
恢復我國席位的前哨戰（2）
當時的司領導班子由倪志欽、徐寅生、朱仄、宋中、周正、郭雷、王文忠和朱德錄8人組成，是全委獨一無二的超大型司級領導班子。國際司的工作人員分在7個處總數近140人，佔當時國家體委工作人員的近半數。國際組織處包括3位處長在內共有17人。除了亞乒聯盟設在我處由3人共管外，其餘每個人都要分管3—4個國際體育組織。當時分管國際體育組織工作的司領導主要是朱仄同志和宋中同志。我處的工作人員也是老中青三結合，記得主要有許德近、吳祿成、張全德、樓大鵬、黃繼陽、呂聖榮、屠銘德、張淑英、李雅佩、嚴南德、孔慶文、趙品潤等。後兩年又略有調整，嚴南德同志出國工作，石天曙、夏雪珍和苗淑寶同志調入。何振梁同志和張千、王亦洲同志正是帶著這麼一支攻堅部隊開始了從1975年到1978年恢復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合法席位的三年前哨戰。
周總理早在1972年5月16日就在國家體委關於在國際體育組織中開展驅蔣鬥爭的一個檔案上批示“原則同意，實行時應有準備地分步驟地進行鬥爭”。周總理在這個批示中還提出了關於要協調好務內和務外關係的意見。
1974年4月鄧小平同志在接見伊朗排球隊時明確地指出：現在國際上各方面都要反對霸權主義，體育界也是一些霸王在那裡把持著。過去第三世界各方面都沒有發言權，體育界也一樣。現在開始有發言權了。體育界有相當一股勢力很頑固，他們那些霸王不准我們比賽，我們就偏要比賽，慢慢他們就覺得再抵制也就沒有味道了。總之，要衝破他們的壟斷，他們就虛心一點。咱們這些國際體育組織應該組織起來，過去就是那麼幾個有錢的國家在那裡搞，恐怕在國際組織中最守舊的就是體育界。鄧小平同志在此次和接下來的幾次會見中明確點了足球、游泳和田徑等有關國際組織的名。
因此在1975—1978年恢復我國合法席位的工作重點就放在了國際奧委會和足球、田徑、游泳等重點專案上。同時我們也不放鬆在其他國際體育組織中恢復我合法席位的工作。
恢復我國在相關國際體育組織中合法席位的工作，實際上是一個加強我國與各國際體育組織之間相互溝通、相互瞭解的過程。
在1974年前，我國僅是賽艇（划船）、皮划艇、擊劍、排球等6個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成員。到1975年初，我國已是13個國際單項體聯的會員，這說明我們積極主動、有重點的工作方針有了初步成果。但在當時“文革”尚未結束的政治環境中，外事口的某些同志還難以擺脫“左”的思想禁錮，在國際體育組織中恢復我席位的工作也很難大幅度推進。
1975年5月，在義大利羅馬召開了各國奧委會大會，期間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召開了與各國奧委會總會的聯席會議。隨後，國際奧委會第76屆全會又於當年5月21日在瑞士洛桑召開。為了準備這兩次重要會議，我們幾乎天天開會。有時連續幾天熱議，逼得我們不得不白天進行討論，晚上學習研究中央的方針和國際奧委會的材料。委領導於步血、李青川同志以及外交部的有關同志多次聽取了我們的彙報。
雖然明知只有國際奧委會才能決定恢復我席位問題，羅馬各國奧委會總會不能最後決定我席位問題，但領導還是決定對羅馬會議也要開展全方位攻堅，以造成輿論壓力，影響國際奧委會洛桑會議。所以我們於1975年3月底有些倉促地致信近30個友好國家，並於4月9日向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