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困惑

第13部分 (第2/4頁)

蕩不間斷地湧向北京！中央忙亂了，周恩來總理忙壞了，不分白天黑夜連軸轉的接待一撥又一撥的上訪告狀的“造反派們”。

公社踢派調集了槍支彈藥，支派也在調集槍支彈藥。眼見一場生死決鬥在所難免！“革命群眾”在備戰，“頭頭腦腦”們在謀劃，處在“第三者”位置上的人們在焦慮！也許是蒼天有眼吧，支派頭頭在從連雲港調集槍支彈藥返回的路上，途徑宿遷時，被當地造反派連人帶槍的搶了去，幾經周旋，結果放了人，沒收了槍支彈藥。……支派沒有了槍支彈藥，隨即避之夭夭。踢派沒有了對手，自然就安然自處。公社有幸避免了惡戰，避免了傷亡。

我早就厭倦了這種打打殺殺、提心吊膽的生活，幾次企圖辭去頭頭，回家過安靜的日子。可這是不可能的。那個年代，普通老百姓都回避不了捲進派性，我一個頭頭怎麼可能說不幹就不幹呢。再說，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嘛，既然踢派選擇了我並給我以信任，既然我確立了信念並已付出了許多，怎麼可能輕易放棄呢。在支派中的幾位朋友曾多次找到我要我轉向——支派中的當時的公社武裝部長對我十分友善且“羨慕我的才幹”，努力爭取讓我中立，最好讓我站到他們一邊，我曾經對幾位朋友說：“既然觀點已經形成是無法改變的。雖然共產黨亂了套，但我還是共產黨員，我只會按照黨員標準和黨性要求自己。最起碼我說話做事要對得起良心。”就這樣，我違心地堅持著生活和工作。

毛澤東主席的“大聯合”指示，收效甚微甚緩。於是地方武裝部和支左部隊奉命採取了強制措施，強行將兩派或多派組織的頭頭拉在一起談判，強行訂立“大聯合協議”……毛澤東又說“革命委員會好”，於是按照最高指示，匆忙成立了以武裝部為主、拉進來幾位他們認為革命的領導幹部和造反派代表，成立了三結合機構——“革命委員會”。——可以想象，在如此聯合的基礎上，只是代表毛澤東的意願，難免摻雜“資產階級派性”。這種政權模式只是一種過渡形式，他要行使權力，必然要對反對他的任何組織或個人給以必要的打擊。被打擊的組織不服，就要遭滅頂之災——徹底取締——一場*開始了。一些頭頭先後被逮撲，關進看守所。我未能倖免，也同時坐了班房。——本來在三結合談判中，我堅持不進班子，讓給想進班子的人。但支左部隊不答應，說我“別有用心”。不但必須進班子，而且還要當革命委員會的常委或副主任。就這樣，我成了公社革委會的常委。說實在的，你必須佩服毛澤東的招數，亂成一鍋粥的形勢，硬是被他的三下五除二的手段解決了。不久，我就進了縣革委會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其實是“造反派頭頭學習班”。那個“學習班”，說穿了就是一個“軟禁所”，在那裡，大門不準出。沒有個人的活動空間或時間，一年中，無休止的鬥私批修，不間斷的學習檢討，任何人“過關”必須經過武裝部長、縣革委會常務副主任的批准。自由受限制，精神遭壓抑，不斷地鬥別人，也不斷地鬥自己。變態了，人們變態的維護自己，也在變態地對待別人。

縣裡學習班一年的時間終於結束了。回到公社，政權的派性表現的更加強烈。他們（後來的公社武裝部長為首的）根本不把你當作什麼“常委”——再一次把我關進公社辦的“學習班”。在那裡，打著要你“鬥私批修”的幌子，達到審查、栽贓、誹謗、侮辱你的目的。很快，輪番批判鬥爭開始了——踢派頭頭們一個個被押送到各大隊群眾大會上接受批鬥——他們脖子上掛上一罐子大便和尿（離鼻子和嘴只有20—30公分），在群眾大會上低下頭不準說話，或“騎馬站”或“噴氣式”，目的是讓你“人格掃地”、“遺臭萬年”。

如此不人道的鬥爭批判，如此沒有人性的打擊陷害竟是發生在“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有誰能說“革委會”是革命的，沒有派性的？我不堪忍受這種侮辱，告別久病臥床住院的父親，出外尋求自尊和活命。但是，沒人性的“革委會幹將們”竟然允許一夥人扎著我的草人，在我父親的病床前，敲鑼打鼓開批鬥會，又攔路搶劫轉院治療的父親的車輛和財物，致使父親無法治療而死亡——一位遭國民黨反動派多次謀殺未死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竟然死在“革命委員會政權”手裡！（我家先後被陷害致死四人——父親、叔叔、三弟、妻子）。1969年12月我被撲入獄，被關押一年三個月零十四天後，竟然“無罪釋放”！回到公社又被革委會的副主任（武裝部長）故意安排鬥了一場，說我不是無罪釋放，回來還是要受管制的。他的目的是欲蓋彌彰，藉此掩蓋他假革委會政權，故意傷害無辜的罪惡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