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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冷漠相持下，在我嚴正駁斥後，他的陰謀沒有得逞。直至1975年得以“*”，恢復黨籍，到1978年我才得以徹底解放！組織上安排了我的工作。整整十年，血和淚的十年！我的遭遇是慘痛的，但是比起中央和全國幾年中被害致死的開國元勳們、高階將領們、數百萬普通幹部和群眾們，我又算得了什麼呢？……出於積憤，也出於不平，出於追求公道和黨性，我不僅保留了*期間的有關檔案，而且遍訪了有關幹部和群眾，對此不解和困惑，政治形勢依然鎖住了許多人。
為此，我又重翻了這段歷史——*的編年史：
“1957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確立它是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大躍進’的口號被提出，曾要求用15年時間趕超英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後來被改成7年、3年）。全國掀起全民大鍊鋼鐵運動，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
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失敗。工業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萬農民被召去鍊鋼鐵，導致農業發展落後，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是要回顧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成果，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並提出改革的建議。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毛澤東看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開始批評彭德懷的意見，認為是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党進攻。廬山會議至此突然峰迴路轉，開始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軟禁。
1960年開始了三年自然災害，糧食產量嚴重下滑，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在農村，據說有數千萬人因飢餓而死。城市人口的糧食供應也很緊張。有學者指出‘1959年至1961年中國的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災難’。國家主席劉少奇與黨總書記*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搞三自一包，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說前幾年的問題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極為不滿，但未表露。後來批評劉鄧的做*引起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復辟。
1962年秋，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的必要性，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對此毛澤東、劉少奇歧見逐步擴大，毛澤東非公開的認為劉少奇可能是修正主義代表。毛澤東在1962年發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1964年發展成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四清運動’，矛頭直指劉少奇、*的資本主義傾向。劉鄧則以‘四不清’暗中改變‘四清’的精神，令毛澤東開始對劉少奇感到絕望，轉而培養*為他的接班人，*的種子已經埋下。
1960年，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發表了《海瑞罷官》歷史劇劇本。1965年11月，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猛烈抨擊《海瑞罷官》是‘大毒草’認為是同情支援彭德懷事件。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援吳晗的北京市長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問題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侷限於純學術討論。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江青等人最終獲得了勝利。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當“大樹特樹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透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該《五。一六通知》的釋出標誌著*的正式開始。會議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