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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年初，一支支左部隊進駐全縣以至各大隊，那些個嘴上無毛的年輕士兵聽慣了階級鬥爭的教育課，哪裡懂得農村中複雜的階級鬥爭形勢。在那個“誰被部隊支援誰就是左派”的“格言”聲中，“造反派們”爭先恐後的、想方設法地接近部隊，爭取具體的支左士兵的支援。於是，“不是有點什麼，就是為點什麼”的“造反派們”或甜言蜜語、或請客送禮、或美人迷惑……等等，爭得了“支左”後，便一發不可一世。某某是異己分子，某某是反革命，某某是階級敵人，隨時隨地就可以被他們指認。一個小小的大隊，一個小小的生產隊，直至一個家庭，霎時間被搞得底兒朝天！既然懷疑一切，那就是任何人都將被懷疑！既然是打倒一切，那就是一切都將被打倒！什麼是？他們說的就是。什麼非？除了他們，誰說的都為非。不相信嗎？請看：老實巴腳人家的祖林碑說砸就砸，家族族譜說燒就燒，因為是封建的“四舊”嘛；共產黨員說管制就管制，貧下中農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因為這些人妨礙了他們“鬧革命”！各個大隊，各個村莊，到處是批判會場；各個集市，各個街道，到處是遊街人亮相的地方；大隊書記們，大隊長們，生產隊長們……一切被他們視為異己分子的人們，任由他們用墨汁塗黑了臉，頭頂帶上花紙糊的或逮魚用的一米多長的“獨簍”在眾人的押解下游鄉遊街！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嘛！
俺們莊上的張新忠是貧農出身，解放初一直是基幹民兵、排長，工作認真負責，立場堅定，他哥哥是抗美援朝立過戰功的的志願軍幹部，共產黨員，總支書記。對共產黨可謂赤膽忠心，就是與他們不一條道，看不慣他們的胡作非為，於是被栽以“漏化地主”“現行反革命”宣佈逮撲，坐了大牢！那是什麼年月？不是親眼目睹，不是親身感受，說出來有誰會相信——這是發生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
我又被栽以“幕後插黑手”的“當權派”，由支左部隊當眾宣佈對我和其他五個共產黨員、兩個群眾實施“監督勞動，管制生產”。此後我便失去了自由。……有壓力就會產生反抗力，壓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強。這是物理現象。發生在人類社會上的具體人的身上，就會產生能動的反抗力。數千年的人類歷史證明，無論哪個社會，無論哪個民族，無論是什麼人，當他感受到壓迫或承受到壓力，他會本能的在心裡積聚反抗力，當壓力使他難以承受時，他將會利用一定的方式爆發出來。——你想想，一個大活人被人硬往棺材裡按，有誰能願意呢？不過，我們是共產黨員，大小是個幹部，雖然不理解*，但這是“黨中央的決定”“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黨性使我們忍受著一切屈辱。
1967年4月，黨中央對青海省軍區司令員趙永夫在支左工作中支援一派，壓制另一派群眾的行為作出了處理。訊息傳來，受壓群眾奔走相告。於是積壓成怒的反抗立即爆發出來！徐州成立了踢派，各縣成立了踢派，我被公社一些人再三邀請當了公社踢派的頭頭。開始大家大義凜然，慷慨陳詞，指責和批判支左部隊的錯誤，指責支派（被支左部隊支援的一派）的錯誤，贏得了全公社70％以上幹部群眾的支援和參與，可謂形勢“一派大好”。對此，支派幹群心理上產生了壓力，積聚了反抗力，結果爆發了1968年4月15日支派攔截踢派的“”流血事件，從此武鬥不斷，且逐步升級……人們過上了夜不能寐，日無寧日的生活。幾乎到處一樣，各地若此……
大概毛澤東覺察了什麼，1968年8月，他向全國發布了最高最新指示：“要聯合。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看樣子，這位可敬可怕的領袖想“剎車”了。不過，太晚了。由他一手製造的全國性戰火方興未艾，急於剎車，談何容易？“造反派們”仇恨日增，互不服氣，“搶奪”來的武器彈藥正在發揮戰鬥力。什麼革命左派？什麼革命組織？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是千古真理。有誰還能聽進“最高指示”？打吧！“槍桿子裡出政權”！全國範圍內，乒乒乓乓，大戰猶酣，慘烈的內戰已由武鬥所替代。
“造反派們”說：“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一手要嚴密地組織“武衛”；一手要展開強有力地“文攻”——武衛就是繼續調集槍支彈藥，要在與對手相博的戰場上把握制勝權；文攻就是組織能言善辯的文人高士去北京告狀。霎時間，北京“人滿為患”。天安門左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設定的中央接待站應接不暇，院子裡、天安門前、長安街上，到處都是來自全國的上訪告狀的“造反派們”。鐵路、公路車輛滿載“造反派們”浩浩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