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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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這種精神，消除了會議的重要障礙，為會議達成一致透過的最終協議掃清了道路。各國代表經過反覆磋商，終於制定了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部內容的關於國與國之間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

4月24日晚，亞非會議勝利閉幕，在一致透過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中，寫入了十項原則。

對萬隆會議上的周恩來，有人這樣評價：

周恩來那準確選擇時機的外交才能幾乎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在會議幾乎已經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會議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

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結識了包括柬埔寨代表團團長西哈努克親王、日本代表團團長高崎達之助、菲律賓代表團團長羅慕洛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的代表團團長。會上，周恩來還與印尼總統蘇加諾、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埃及總統納賽爾等人成為關係密切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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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衝樽俎（12）

一些原先與周恩來並不相識的人，儘管遵從著不同的社會制度，但卻從此與周恩來成為朋友。

在萬隆會議上第一次品嚐周恩來帶去的茅臺酒的西哈努克親王，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感嘆萬隆之行：

作為柬埔寨王國代表團團長，我在那裡認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他那高超的智慧、淵博的學識和文雅的風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紹他的助手陳毅元帥，陳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日本代表團團長高崎達之助的隨員岡田晃也對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作為高崎達之助的翻譯，在萬隆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最初的印象是：“面板白皙、頭腦清楚的美男子”。這就是為全世界知名的周總理嗎？他那溫文儒雅的風度令人驚詫……

後來，在萬隆會議過去十週年、二十週年、三十週年時，人們仍念念不忘周恩來。

當年明確反對共產主義的菲律賓代表團團長羅慕洛，後來這樣回憶說：

亞非會議上，我發表了反對共產主義的長篇演說，可是周恩來不但沒有和我爭論，而且還主動和我在會外進行深入的討論，使我深深地感動。雖然當時菲律賓同中國還沒有建交，而我和周恩來從那時起就建立了友誼，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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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冒進（1）

反對冒進，曲折探索，促“退”的做法引起毛澤東的不滿

新中國成立後，全中國人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祖國建設中來，在這種空前高漲的熱情下，自1953年開始的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使新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顯著的建設成就面前，人們急於求成的心情也逐漸膨脹。到1955年，人們在本來還健康地發展著的國民經濟形勢面前，開始產生對社會發展的過高的期望值。這種期望值，由人民群眾中延伸到中共領導層。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屆六中全會。會議根據毛澤東7月31日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透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會議討論的主題雖然是農業合作化問題，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卻不僅僅是農業問題。

這份《決議》的一些提法，讓人聞到了一點火藥味：

“面臨著農村合作化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黨的任務就是要大膽地和有計劃地領導運動前進，而不應該縮手縮腳。……事實已經表明：如果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跟不上去，糧食和工業原料作物的增長跟不上去，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會遭到極大的困難。

“情況根本變化了，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對於農民問題的看法卻還停留在老階段上，看不見現在農村中的兩條道路的尖銳鬥爭，看不見大多數農民群眾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決議》嚴厲地批評了在農業合作化發展問題上“採取特別遲緩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堅決收縮”觀點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在對待群眾積極性方面的悲觀主義。

這種把黨內在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當做右傾機會主義來批判的做法，無疑將助長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急躁冒進情緒。

對《決議》中提到的問題，周恩來在閉幕會上的發言中，作了這樣的回應：

對資本主義，他的看法是——在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作為最後一個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將在過渡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