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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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您從監獄出來，已經是1983年了。當時的感覺跟入獄前有什麼不一樣？

馮：當然不一樣了。我在勞改農場裡一直不斷地看書看報，關心時事，從國家政策的變化、從社會風氣的轉向來看，中國的前途非常有希望，我非常有信心。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就知道我們這一批人肯定會平反的，一段時期以來心裡也非常亢奮。後來好多獄友陸陸續續都平反出獄了，但左等右等，就是沒等到點自己的名，眼看到了年底還沒有訊息，人一下子回不過神來，蔫了。有一天，我忽然感覺自己狀態不對。本光法師以前常告誡我們，要警惕自己的情緒，不能讓情緒滑入陰暗地帶。於是自己一提神，迅速把這些不良情緒清理掉，該幹什麼就幹什麼，重新回到一貫樂觀積極的心態中來。後來平反通知書終於等來了，就在1983年元旦，出獄歸家了。

史：回到成都以後，您的生活、工作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馮：回到成都一時沒什麼事幹，就先去做賣布的生意。那個時候，成都的個體戶還很少，大家都認為還是端上全民所有制的“鐵飯碗”來得穩當。我每天一大早揣上一本書出門，蹬一輛小貨三輪，批發一些布料，然後蹬到青年路去，一邊看書一邊賣布。那個時候生意好做啊，布賣得很快，自己也沒想到這麼容易就能賺大把大把的錢。但是僅這麼做了兩個月，就做不下去了——不是生意不好，而是沒有時間看書，沒有時間去親近本光法師和賈老。這個事情很痛苦啊，我什麼都忍得，就這個事情忍不得。正好不久我的父親從人民商場退休，那時候有子女頂替父母工作的政策，於是我就成了人民商場的職工。剛開始是當搬運工，一月有二十多元，對我來說也就滿意了。幾年後換成了商場櫃檯的營業員，每天只上半天班，另外半天就可以跑到老師們那裡去“泡”，工資雖然很少，但自己也很滿足了。

馮學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3）

跟老師們艱苦求學的歷程

史：看來您是在入獄以前，就已經在傳統文化修養上很有功底了。當時傳統文化被當成“封建迷信”，學這個是很危險的。能談談您跟傳統文化是怎樣結下緣分的嗎？

馮：1968年年底我到江油當知青。雖然我剛開始是紅衛兵，但是不鬧革命，是個不鬧革命的紅衛兵。到田裡去幹活我也是偷懶的，為什麼？一下鄉，就遇到海燈法師。那時候他在四川威望很高，可是人們不怎麼知道他的佛學，只知道他的少林功夫聞名天下。但是我在海燈法師那兒不願意學武術，那個時候年輕，也就20歲，心高氣傲，匪氣很重，但是有自知之明，知道如果學了武功的話，可能要到外面提勁打靶、惹是生非，那就很危險。有一次，老和尚被關到群眾專政指揮部去了，我遇到範應蓮，他提著一個飯籃子，哭著說：“伯伯已經七天不吃飯了。”我不管那麼多，當即衝到群眾專政指揮部，一把揪過負責人，叫道：“你今天必須把老和尚給我放了，不然，我馬上就把房子給你燒了！”山鄉里的造反派幹部見的世面不多，總覺得省城來的紅衛兵是“天兵天將”，不敢得罪。我當時的架勢也把他們給唬住了，很快就把海燈法師放了。那時海燈法師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再絕食幾天，也許就在群眾專政指揮部撒手歸西了。我知道他是虛雲老和尚門下的禪宗傳人，既然見了這麼一位大禪師，就應該向他學佛法。但是在那個時候，海燈法師只教武術，不教佛法，所以把我介紹給成都的本光法師。

史：好像本光法師是對您一生影響最大的一位老師吧？能談談本光法師的情況嗎？

馮：本光法師是我學習傳統文化的啟蒙老師，1969－1991年，一共二十多年啊。可以說教“小學”的老師是他，教“中學”的老師是他，教“大學”的老師還是他，最後“研究生導師”也是他。他老人家1991年圓寂。本光法師何許人也？他俗名楊乃光，家學淵源深厚，父親是川北的學督（相當於川北教育局的局長）。他出生於1906年，1925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受到了共產主義思潮的洗禮，後來在李大釗的介紹下參加共產黨。1927年張作霖殺害李大釗，本光法師也成為被通緝的物件。當時四川同鄉會把他送到普陀山去出家了，這樣他就成了一個和尚。他後來去了武昌佛學院，親近太虛大師，成為太虛大師的侍者。再後來，他先後在漢藏教理院、金陵大學、四川佛學院、上海靜安佛學院等處任教。本光法師的經歷很奇特，他從寧波天童寺到普陀山的時候，在浙江蕭山遇到一位老太太，這位老太太的先生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是孫中山的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