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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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你覺得是什麼原因讓人們急於抹掉對“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記憶呢？

樊：從個人角度來講，“文化大革命”十年，生活貧困、壓抑、瘋狂，精神上不自由，本身就留有許多不愉快的記憶，加之“文化大革命”後，對“文化大革命”的集體的強烈否定和批判，便導致了一場全民銷燬時代痕跡的行動。人們對那個十年沒有什麼留戀，“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藝術品使他們產生厭惡感，全身心迎接新事物的行為便開始了。李谷一、鄧麗君的歌，陳沖演的電影《小花》走進生活，人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情趣。一切都有矯枉過正的感覺，一場集體的、傳染性的、步調一致的“遺忘”——“文化大革命”中經歷的個人痛苦、卑鄙行為、不幸遭遇……彷彿都煙消雲散；新時代的生活元素取代了一切，充斥在我們身邊的是花布、手錶、腳踏車、縫紉機、錄音機、磁帶……強調個人生活，人們成功地完成了注意力的某種轉移。

陳：說說抗戰文物吧。你是怎麼想起要收藏這個的呢？

樊：我收藏抗戰文物的激情是被電影《血戰臺兒莊》點燃的。電影裡，川軍師長王銘章中彈負傷，渾身是血，仍挺身大叫：“拼上去，中華民族萬歲！”我不禁一驚。我父親就是一名抗日戰士，曾面對過鬼子的刀槍，在血火中拼殺。透過收集川軍資料，我瞭解到，抗戰期間先後約有三百萬川人赴戰，關於三百萬人命運的記載不應該是空白。我開始閱讀、研究川軍抗戰史，並收集抗戰文物。以前是自己東一件西一件地收藏，單槍匹馬地幹，現在我在全國建立起由四百多人組成的網路，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文物的訊息，我會在第一時間立即前往。日本是收集抗戰文物的重要市場，我幾次去日本，與當地收藏家爭奪，在日本也發展了幾十個“線人”。我覺得這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日本藏家也在拼命收集侵華文物，他們往往資金雄厚，出手迅捷。

陳：建川博物館門口的碉堡就是個抗戰文物，它的來歷給我們講一下吧。

樊：這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碉堡樓子，我把這巨大的水泥鋼筋砣子切成十幾塊，分裝在卡車上，奔波兩千裡運回來的。碉堡樓子是我收集的最大的一個抗戰文物：高五米，直徑五米，壁厚約二十六厘米，重達數十噸。把它安在博物館的入口處，進門第一眼看見碉堡聳立，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但後來，看到彈坑累累的鬼子碉堡時，我決定要在碉堡頂種綠色植物，在望口、射擊孔上栽花，寓意是不忘日軍侵華的罪惡，同時珍惜和平。

展望未來：要辦世界一流的博物館

陳：轉到經營問題上來。你1994年創辦建川房屋開發有限公司。2003年開始興建以抗戰、“文化大革命”為主題的“建川博物館聚落”，2005年開館。到這個時候，你的收藏終於以最好的方式被陳列出來。這太不容易了。有人說你把在房地產行業賺的錢都用來投資這個博物館了，現在是否達到了良性迴圈？

樊建川　我一直在時代最前沿往前衝（4）

樊：“建川博物館聚落”投資是一個億，2008年地震以前它完全能養活自己，1～5月保持著良性迴圈。這很難，又是雪災，又是“###”、地震，但即便這樣，參觀人數仍比去年增長了百分之七十，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6月下滑，收入只有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八；7月與去年持平，恢復過來已經很不簡單了。博物館每年帶來上千萬元的收入，這跟博物館良好的口碑效應有關。我們一百多本留言冊，地震博物館的留言已經幾千條了，其中兩個字出現得最多——“震撼”。口碑效應傳播慢、滯後，但來了一定會再來。我們這裡是國家4A級旅遊景區，其實完全達到了5A的水準。國家旅遊局相關人士幾次提起。我們這裡應該是“文化九寨溝”。博物館的加分專案就達到了一百多分，它的核心價值是抗戰、紅色記憶，這是世界級的。做到5A的，四川只有三個——青城山、峨眉—樂山、九寨溝。那不是開玩笑，青城、峨眉都有兩千多年曆史，我們要兩年之內做到5A！

陳：現在大家都知道你是博物館館長、收藏家，其實你也是個很優秀的商人。你怎樣評價自己作為商人的一面？

樊：我只是個合格的商人，不是優秀的商人。收集文物、建博物館，都必須要錢，其實很痛苦，因為並不是我的專長。天才商人、優秀商人必須在資本運作方面有激情，有創意，我沒有。但我是個合格的商人，不是靠忽悠賺錢的，是老老實實掙錢的。我在都江堰是最大的房產開發商之一，這次發生地震，我知道都江堰是重災區後，第一時間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