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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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是方山易學的傳人。方山易是什麼呢？學佛的人都知道是唐代的“棗柏大士”李長者所創，他寫了四十卷《新華嚴經論》，把《華嚴經》和《易經》融為一體、打成一片，用《易經》的框架、六十四卦的框架來闡述《華嚴經》。這位老太太叫林際微，她把方山易的秘笈對本光法師傾囊相授，所以本光法師又成了方山易學的傳人。我跟本光法師前後二十多年，感受很深。從佛教的基本教義、唯識學的大義、般若中觀的精義、華嚴的體系、禪宗的修持、禪法的提持等各方面，本光法師都一一作了交代，涉及漸修、如來禪乃至祖師禪。

史：本光法師傳授學問的特點是什麼呢？

馮：本光法師的確是一個很奇特的人。他說，佛法要學好，儒家、先秦諸子、孔孟老莊荀這些都要學，法家的韓非、商鞅這些也要學，《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這些更要學，唐詩宋詞要學，《金瓶梅》《紅樓夢》也要看，乃至西方的，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爾的也應該學，馬克思、斯大林的也要學。特別是斯大林的，為什麼學斯大林的呢？因為斯大林的東西有極高的鬥爭藝術。毛澤東思想更要學，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的馬列主義，當代中國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老先生當時就是這樣指導我們的，他說你們別犯傻，去學什麼“老三篇”，什麼《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為人民服務》，這些不要看。你們要看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等一類文章，這些是大智慧的文章。1969年我皈依本光法師的時候，他就這麼“膽大包天”地說。正是因為這些老和尚、老一輩有這樣的膽識，敢於這樣教化，所以那個時候真的學得入木三分。他的教育方法對我們來說，入骨入髓呀！

馮學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4）

史：這樣看來，您在青年時代能跟著這樣了不起的老師求學，也是有著非凡奇遇的啊！

馮：這就是緣分啊！那個時候，我在江油有海燈法師，回到成都有本光法師，於是根本就不鬧“革命”，也不願意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幾乎天天跟在這幾個老和尚身邊，親近他們。那個時候一窮二白，大家都沒有錢，但是有的是時間。在“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之下，他們怕傳統文化的傳承斷絕在自己手裡，也願意把他們的所學傾囊相授，毫無保留地教出來。正因為如此，當年這些老師特別是本光法師給我奠定了綜合的國學基礎，孔、孟，老、莊，佛教，包括西方的哲學。後來我在監獄裡面，一待就是八年，好在有這樣的基礎，就像牛吃了一肚子的草，在一個僻靜處，細嚼慢嚥地反芻一樣，把前些年在那些老先生、老和尚那裡受到的教育、獲得的知識慢慢消化，慢慢整理，慢慢去感受，慢慢地體會。這八年監獄生活確實相當於“閉關”，沒有妄想可打，到那裡就是死心塌地去幹這個事，如果不這樣的話就有可能得精神病。靠著這些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論，我才能平安地從監獄裡“活”出來。

史：我知道您在上世紀80年代，除跟本光法師學習以外，也跟賈題韜老先生很親近，算得上是賈老最看重的學生。賈老曾經跟南懷瑾的老師袁煥仙老夫子一起創辦維摩精舍，是現代佛教居士中最出類拔萃的人物之一，精通禪宗及法相唯識淨密諸宗，在道家的丹道功夫上也非常出名。談談您跟賈老學習的情況吧。

馮：我最早認識賈老是在1974年，但真正親近他老人家，是1983年從監獄裡出來才開始的。賈老算是我在學修上的“博導”。記得李緒恢老師帶我去見賈老的時候，介紹說這個年輕人在禪宗上有較高的造詣。賈老對我一點也不客氣，完全是一個老禪師要跟我見“真鋼”。他問我：“你給我說說看，你現在都有什麼見地？”我當時很年輕，膽子也大，就上前一步大聲跟賈老說：“好，您聽著！”結果半天沒有下文。賈老很奇怪，就又問：“我聽著呢，你說啊。”我接著大聲說：“我早就說完了！”賈老很高興，說：“好！年輕人，有來歷！”從此賈老對我也就另眼相看。那時候剛恢復宗教政策，賈老已經七十多歲，也是剛平反不久，擔任省佛教協會的秘書長。從那時起一直到1995年賈老去世，我差不多都跟在他身邊，一邊學習一邊當助手。1987－1988年期間，賈老在成都文殊院開講《六祖壇經》，當時我是總招待、總接待、總侍者，招呼應酬全是我的事。那時賈老住得遠，交通很不方便，我就在自己的腳踏車旁邊加了一個座，變成了一輛簡易的人力三輪，成都人叫它“火巴耳朵”。我每週到時間就騎上“火巴耳朵”去接賈老上課，上完課又騎車送賈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