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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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判。但是當時我周圍的批評氣氛根本不是學術爭論，很多帽子飛過來，什麼民族虛無主義、數典忘祖等等，幾乎要把我搞成反派角色了。我算是惹了大事，但也因此出了名，到處都知道了有個何農要唱衰戲曲唱衰川劇。現在來看，把川劇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就同當初我們的建議如出一轍嗎？

海：看來你的先見之明發表得太早了，那你現在怎麼看這個事情？

何：我覺得很遺憾。我們當初的觀點，讓不少人感情上不能接受，這我理解。但是當時如果把重點放在儲存方面的話，很多老藝人還在世，可以搶救出很多有價值的東西。二十年後才來做這個事情，很多東西已經不可挽回地消逝了。而且把有限的資金用在保護上面，比花在排演只能演出幾場的新戲上要有價值得多。

海：俗話說因禍得福，這話在你的這次經歷上也應驗了吧？

何：可以這麼說吧。工作上我被調到了研究室當主任，不再讓我做刊物了。在這個批判過程中，我還是很苦悶。當時福建召開南戲學術研討會，我得到了邀請，也就出去走走，因此在廣東深圳、福建廈門走了一圈。這一趟給我很大的震動，猛地感到中國已經是一個經濟時代了。儘管各地的朋友還在和我作學術交流，但我回視自己，覺得自己是在一個相當邊緣而狹小的空間裡，那些帽子、那些批判，頓時變得無所謂。我很清楚我們這一代人的特點，做學術有先天的不足，做一個學術人的前景在我眼裡開始淡出了。

沿海走了一個月，回來後我就向院裡申請搞“一院兩制”，準備自建一個能和經濟接軌的研究所。院裡不同意，我和同事、朋友等還是成立了四川經濟文化改革編委會，掛在院裡，開始給企業做報告文學，這是我和我的朋友們轉向做經濟的開始。

搏擊商海的平穩與飛揚

海：那你是如何轉向做經濟的，是一下子就下了海，還是有個過程？

何：上世紀90年代初，好像最有名的經商模式就是倒賣汽車、鋼材什麼的。有一個笑話，說一輛汽車在成都被賣了一大圈，又回到最初那個人那兒了，而且所有參與的誰都沒有見過那輛車。那個時候大家都沒錢，也不懂經營，但致富的願望很強烈，這種現象現在想來其實也很正常。我覺得我去當那種倒賣“竄竄”既沒有天賦也沒有資源，還是做點自己擅長的東西吧。以前學過畫畫，就幫人做封面設計；學中文出身，就做書。這些事情雖然做得零零星星的，但也結交了不少人，這和以前在院裡埋頭研究川劇的封閉狀態大不相同。大約是1989年，四川省社科院成立了一個自收自支的文化研究所，我就去那裡做了兼職的副所長，既做《民間文化整合》等純文化的書，也做企業文化一類的面向市場的課題，如給恩威做道教文化的背景包裝。1992年省裡批准社科院實行“一院兩制”，正式成立了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四川分院。這是一個自收自支的單位，當時有三十個編制，主要是解決中青年知識分子的，但這批編制最後只用了七個，其中包括我和胡志強。當時很多人還是不願意放棄鐵飯碗。

海：你怎麼就能下那樣的決心？是對自己有信心還是對什麼事情很有把握？

何：對自己還是有信心的，不過下這樣的決心主要還是出於自己的判斷。中國的經濟潮當時已經成為主流，很多中青年知識分子其實都願意投身其中，但是人總是不情願放棄，所以真正能放下已有的東西，去面對一個不確定的前景的人並不多。我也想多擁有一些啊，但是我明白一個道理，就是做事一定要純粹，不純粹就不可能專注，那連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好，更不要說去面對不確定的前途了。其實當時的狀況對我來說也不算一個很突兀的跳轉，畢竟這也是一個研究性質的機構，只是課題不同而已。在這幾年中，我們對企業管理、企業戰略發展等等知識有了積累，這些積累也為以後向做企業轉型打下了基礎。

何農：潮裡潮外三十年（4）

海：那麼在這個過程中你為自己的轉型做了哪些鋪墊？

何：1992年，我已經是副研究員了。這段時間我們和很多企業接觸，給企業做形象策劃、發展顧問。當時CIS剛剛被引入國內，我是最早搞這個東西的人之一，先後擔任過十幾家大型企業的策劃顧問，這是一個既檢驗理論也增進實踐的過程。

當時的管理分院聚集了一批中青年知識分子，氣氛很活躍，各式各樣的專案提案、企劃層出不窮。這是一個生活節奏非常快的階段，接觸的人、接觸的事、接觸的行業都很多。管理分院分經濟、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