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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聽到我公公喊“啊唷哇啦”，以為碰傷了哪裡。鍾書說，不是喊痛，是他的習慣語，因為他多年渾身疼痛，不痛也喊“啊唷哇啦”。
爹爹對鍾書的訓誡，只是好文章，對鍾書無大補益。鍾書對爹爹的“志”，並不完全贊同，卻也瞭解。爹爹對鍾書的“志”並不瞭解，也不讚許。他們父慈子孝，但父子倆的志趣並不接軌。
鍾書的堂弟鍾韓和鍾書是好兄弟，親密勝於親兄弟。一次，鍾韓在我們三里河寓所說過一句非常中肯的話。他說，“其實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我們都覺得他說得對極了，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兒子。
（八）
我們淪陷上海，最艱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抗日勝利之前。鍾書除了在教會大學教課，又增添了兩名拜門學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錢、一姓方）。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愈來愈艱苦。只說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給市民吃的麵粉是黑的，篩去雜質，還是麩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間還雜有白的、黃的、黑的沙子。黑沙子還容易挑出來，黃白沙子，雜在粞裡，只好用鑷子挑揀。聽到沿街有賣米的，不論多貴，也得趕緊買。當時上海流行的歌：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多少的聲音都從它起，前門叫賣菜，後門叫賣米。
隨就接上一句叫賣聲：“大米要嗎？”（讀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為吃粞不能過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廠總推沒貨。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們的竹篾子煤筐裡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時煤球裡摻和的泥太多，燒不著；有時煤球裡摻和的煤灰多，太鬆，一著就過。如有賣木柴的，賣鋼炭的，都不能錯過。有一次煤廠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視為至寶。煤末子是純煤，比煤球佔地少，摻上煤灰，可以自制相當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餅子，煤爐得搪得腰身細細的，省煤。燒木柴得自制“行灶”，還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細，敲斷。燒炭另有炭爐。煤油和煤油爐也是必備的東西。各種燃料對付著使用。我在小學代課，我寫劇本，都是為了柴和米。
鍾書的二弟、三弟已先後離開上海，鍾書留在上海沒個可以維持生活的職業，還得依仗幾個拜門學生的束脩，他顯然最沒出息。
有一個夏天，有人送來一擔西瓜，我們認為決不是送我們的，讓堂弟們都搬上三樓。一會兒鍾書的學生打來電話，問西瓜送到沒有。堂弟們忙又把西瓜搬下來。圓圓大為驚奇。這麼大的瓜！又這麼多！從前家裡買西瓜，每買必兩擔三擔。這種日子，圓圓沒有見過。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樓上，自己還留下許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經對爸爸說：“爸爸這許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兒。”顯然她是覺得“與有榮焉”！她的自豪逗得我們大笑。可憐的鐘書，居然還有女兒為他自豪。
圓圓的腸胃可以吃西瓜，還有許多別的東西我也讓她吃了。鍾書愛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東西，總說：“Baby，noeat．”她漸漸聽懂了，總留心看媽媽的臉色。一次爸爸說了“Baby，noeat．”，她看著媽媽的臉，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語：“Baby，yeseat！”她那時約六歲。
勝利前，謠傳美軍將對上海“地毯式”轟炸，逃難避居上海的人紛紛逃離上海。我父親於一九四四年早春，帶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蘇州廟堂巷老家。
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攜帶兩個兒子到蘇州老家過暑假。我事忙不能脫身，讓圓圓跟他們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時圓圓七週歲，在外公家和兩個表姐、四個表弟結伴。我老家的後園已經荒蕪，一群孩子在荒園裡“踢天弄井”，只圓圓斯文。別人爬樹，她不敢，站在樹下看著。我小時特別淘氣，爬樹、上屋都很大膽；圓圓生性安靜，手腳不麻利，很像鍾書自稱的“拙手笨腳”。
蘇州老家的電線年久失修，電廠已不供電，晚上只好用洋油燈。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裡行動。圓圓卻不知懼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鏢。她這點也頗有父風。我是最怕鬼的，鍾書從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鍾韓早年住無錫留芳聲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稱。鍾韓怕鬼，鍾書嚇他“鬼來了！”鍾韓嚇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鍾書大樂。他講給我聽還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帶一群孩子到觀前街玄妙觀去玩。忽然圓圓不見了。三姐急得把他們一群人“兵分三路”，分頭尋找。居然在玄妙觀大殿內找到了她，她正跟著一個道士往大殿裡走。道士並沒有招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