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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內的老侯是轉業軍人，政治上過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鏢陪我回家去取了兩大包衣物。他幫我僱了汽車，我帶著寒衣回師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紅樓。他的華僑朋友出國了，剛從小紅樓搬走，把房子讓了給他。小紅樓是教職員宿舍，比學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們住一間朝北宿舍，就把小紅樓的兩間房讓給我們，自己留住原處。
那兩間房一朝南、一朝東，陽光很好。我們就搬往小紅樓去住，那邊還有些學校的傢俱，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個大立櫃搬走了，還留著櫃底下一層厚厚的積土。我們由阿瑗朋友處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過去。搬家忙亂，可憐的鐘書真是“勞動態度好”，他別處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腳”地去掃那堆陳年積土。我看見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塵。連日天寒，他已著涼感冒，這一來就引發了近年來困擾他的哮喘。
他每次發病就不能躺下睡覺，得用許多枕頭被子支起半身，有時甚至不能臥床，只能滿地走。我們的醫療關係，已從“鳴放”前的頭等醫院逐漸降級，降到了街道上的小醫院。醫生給點藥吃，並不管事。他哮喘病發，呼吸如呼嘯。我不知輕重，戲稱他為“呼嘯山莊”。
師大的校醫院和小紅樓很近。阿瑗帶我們到校醫院去看病打針。可是他病的相當重，雖吃藥打針，晚上還是呼嘯。小紅樓也一樣停電停暖氣。我回乾麵衚衕取來的冬衣不夠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裡滿地走。我已連著幾夜和衣而臥，陪著他不睡。忽然，我聽不見他呼嘯，只見他趴在桌上，聲息全無。我嚇得立即跳起來。我摸著他的手，他隨即捏捏我的手，原來他是乏極了，打了個盹兒，他立刻繼續呼嘯。我深悔鬧醒了他，但聽到呼嘯，就知道他還在呼吸。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剛煮好一鍋粥，等阿瑗回來同吃晚飯。校內“批林批孔”，運動正值高潮。我聽到鍾書的呼嘯和平時不同，急促得快連續不上了。多虧兩家鄰居，叫我快把“爺爺”送醫院搶救。阿瑗恰好下班回來，急忙到醫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內的司機。一個司機說，他正要送某教師到北醫三院去，答應帶我們去搶救病人。因為按學校的規則，校內汽車不為家屬服務。
我給鍾書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圍巾，又把一鍋粥嚴嚴地裹在厚被裡，等汽車來帶我們。左等右等，汽車老也不來。我著急說：“汽車會不會在醫院門口等我們過去呀？”一位好鄰居冒著寒風，跑到醫院前面去找。汽車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鄰居招呼司機把車開往小紅樓。幾位鄰居架著扶著鍾書，把他推上汽車。我和阿瑗坐在他兩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車開往北醫三院的一路上，我聽著鍾書急促的呼嘯隨時都會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滲出血來了——這是回校後發現的。
到了醫院，司機幫著把鍾書扶上輪椅，送入急診室。大夫給他打針又輸氧。將近四小時之後，鍾書的呼吸才緩過來。他的醫療關係不屬北醫三院，搶救得性命，醫院就不管了。鍾書只好在暖氣片的木蓋上躺著休息。
送我們的司機也真好。他對錢瑗說：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師回校，錢老師什麼時候叫他，他隨叫隨到。鍾書躺在寬僅容身的暖氣片蓋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點。阿瑗打電話請司機來接。司機沒有義務大冬天半夜三更，從床上起來開車接我們。他如果不來接，我們真不知怎麼回小紅樓。醫院又沒處可歇，我們三人都餓著肚子呢。
裹在被窩裡的一鍋粥還熱，我們三人一同吃了晚飯，鍾書這回不呼嘯了。
校醫室也真肯照顧，護士到我們家來為鍾書打針。經校醫室診治，鍾書漸漸好起來，能起床臥在躺椅裡，能由我扶著自己到醫院去請護士打針。
我們和另兩家合住這一組房子，同用一個廚房，一間衛生間。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學。經常在家的，就剩我們夫婦、孟家一個五歲多的男孫、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孫子。三餐做飯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婦（我稱她小常寶），還有我。我們三個談家常或交流烹調經驗，也互通有無，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們屋裡玩。熊家小弟當初只會在床上蹦，漸漸地能扶牆行走，走入我們屋裡來。
那時的鐘書頭髮長了不能出去理髮，滿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卻特別垂青，進門就對“爺爺”笑。鍾書上廁所，得經過他們家門口。小弟見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爺爺抱。鍾書受寵若驚。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說：“瞧！他盡對爺爺笑！爺爺的病一定好得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