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瑗道謝，謝她解救了他這場災禍。
八月間，我和鍾書先後被革命群眾“揪出來”，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們，而她屬“革命群眾”。她要回家，得走過眾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寫好一張大字報，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劃清界線，貼在樓下牆上，然後走到家裡，告訴我們她剛貼出大字報和我們“劃清界線”———她著重說“思想上劃清界線”！然後一言不發，偎著我貼坐身邊，從書包裡取出未完的針線活，一針一針地縫。她買了一塊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縫，為媽媽做一套睡衣；因為要比一比衣袖長短是否合適，還留下幾針沒有完工。她縫完末後幾針，把衣褲疊好，放在我身上，又從書包裡取出一大包爸爸愛吃的夾心糖。她找出一個玻璃瓶子，把糖一顆顆剝去包糖的紙，裝在瓶裡，一面把一張張包糖的紙整整齊齊地疊在一起，藏入書包，免得革命群眾從垃圾裡發現糖紙。她說，現在她領工資了，每月除去飯錢，可省下來貼補家用。我們夫妻雙雙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發生活費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凍結，我們兩人的生活費實在很緊。阿瑗強忍住眼淚，我看得出她是眼淚往肚裡咽。看了阿瑗，我們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陣營裡是“拉入黨內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團體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遙派”，不能做“游魚”。全國大串聯，她就到了革命聖地延安。她畫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給媽媽。“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她告訴我說，她一人單幹，自稱“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贊助哪派，還相當受重視。很難為她，一個人，在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沒犯錯誤。
我們幾個月後就照發工資，一年之後，兩人相繼“下樓”———即走出“牛棚”。但我們仍是最可欺負的人。我們不能與強鄰相處，阿瑗建議“逃走”；我們覺得不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們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師大，大約是下午四時左右。
我們僱了一輛三輪汽車（現在這種汽車早已淘汰了），顛顛簸簸到達北師大。阿瑗帶我們走入她學生時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間，在三樓，朝北。她掏出鑰匙開門的時候，左鄰右舍都出來招呼錢瑗。我們還沒走進她那間陰寒髒亂的房間，樓道里許多人都出來看錢瑗的爸爸媽媽了。他們得知我們的情況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頭，從各家送來；鍋碗瓢盆、菜刀、剷刀、油鹽醬醋以至味精、煤爐子、煤餅子陸續從四面八方送來，不限本樓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們心上舒坦又溫暖，放下東西，準備舀水擦拭塵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來，手絹全染紅了。我問知盥洗室在四樓，推說要洗手，急奔四樓。鍾書“拙手笨腳”地忙拿了個小臉盆在樓道一個水龍頭下接了半盆水給我洗手。我推說手太髒，半盆水不夠，急奔四樓。只聽得阿瑗的朋友都誇“錢伯伯勞動態度好”。我心裡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為我著急。我在四樓盥洗室內用冷水冰鼻樑，冰腦門子，乘間洗淨了血汙的手絹。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樓，回到阿瑗的房間裡。
阿瑗見我進屋，兩手放到背後，說聲：“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裡那麼髒又那麼亂，做夢也沒想到媽媽會到這間屋裡來收拾。
我愛整潔；阿瑗常和爸爸結成一幫，暗暗反對媽媽的整潔。例如我搭毛巾，邊對邊，角對角，齊齊整整。他們兩個認為費事，隨便一搭更方便。不過我們都很妥協，他們把毛巾隨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齊。我不嚴格要求，他們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這間宿舍，有三隻上下鋪的雙層床。同屋的老同學都已分散。她畢業後和兩個同事飯後在這裡歇午，誰也顧不到收拾。目前天氣寒冷，這間房只阿瑗一人歇宿。書架上全是灰塵，床底下全是亂七八糟的東西。阿瑗是美工組成員，擅長調顏色。她屋裡的一切碗、碟、杯、盤，全用來調過顏色，都沒有洗。我看了“大暴露”，樂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們收拾了房間，洗淨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廚房，我們也生上煤爐。晚飯前，阿瑗到食堂去買了飯和菜，我加工烹調。屋裡床在沿牆，中間是拼放的兩對桌子。我們對坐吃晚飯，其樂也融融，因為我們有這麼多友人的同情和關懷，說不盡的感激，心上輕鬆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擔心爸爸媽媽受欺負，我們也不用心疼女兒每天擠車往返了。屋子雖然寒冷，我們感到的是溫暖。
將近冬至，北窗縫裡的風愈加冷了。學校宿舍裡常停電。電停了，暖氣也隨著停。我們只有隨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發生了什麼事還說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