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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她進了大學，校內活動多，不像在中學時期每個週末回家。鍊鋼之前，她所屬的美工組往往忙得沒工夫睡覺。一次她午後忽然回家，說：“老師讓我回家睡一覺，媽媽，我睡到四點半叫醒我。”於是倒頭就睡。到了四點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問，怕耽擱時間。我那間豆腐乾般大的臥房裡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們覺得阿瑗自從上了大學，和家裡生疏了；畢業後工作如分配在遠地，我們的女兒就流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學校分配阿瑗留校當助教。我們得知訊息，說不盡的稱心滿意。因為那個年代，畢業生得服從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終身的。我們的女兒可以永遠在父母身邊了。
我家那時的阿姨不擅做菜。鍾書和我常帶了女兒出去吃館子，在城裡一處處吃。鍾書早年寫的《吃飯》一文中說：“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他沒說吃菜主要在點菜。上隨便什麼館子，他總能點到好菜。他能選擇。選擇是一項特殊的本領，一眼看到全部，又從中選出最好的，他和女兒在這方面都擅長：到書店能買到好書，學術會上能評選出好文章，到綢布莊能選出好衣料。我呢，就彷彿是一個昏君。我點的菜終歸是不中吃的。
吃館子不僅僅吃飯吃菜，還有一項別人所想不到的娛樂。鍾書是近視眼，但耳朵特聰。阿瑗耳聰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時候，我們在觀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聽到的只是他們的一言半語，也不經心。鍾書和阿瑗都能聽到全文。我就能從他們連續的評論裡，邊聽邊看眼前的戲或故事。
“那邊兩個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來的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題目———他不就是兩人都說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嗎？……看他們的臉……”
“這一桌是請親戚”———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麼關係，誰又專愛說廢話，他們都頭頭是道。
我們的菜一一上來，我們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飯算賬的時候，有的“戲”已經下場，有的還演得正熱鬧，還有新上場的。
我們吃館子是連著看戲的。我們三人在一起，總有無窮的趣味。
（十三）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們遷居乾麵衚衕新建的宿舍，有四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間衛生間（包括廁所和澡房），還有一個陽臺。我們添買了傢俱，住得寬舒了。
“三年困難”期間，鍾書因為和洋人一同為英譯毛選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階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而阿瑗輩的“年輕人”呢，住處遠比我們原先小；他們的工資和我們的工資差距很大。我們幾百，他們只幾十。“年輕人”是新中國的知識分子。“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和“年輕人”生活懸殊，“老先生”未免令人側目。我們自己嘗過窮困的滋味，看到絕大多數“年輕人”生活窮困，而我們的生活這麼優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慚愧。每逢運動，“老先生”總成為“年輕人”批判的物件。這是理所當然，也是勢所必然。
我們的工資，凍結了十幾年沒有改變。所謂“年輕人”，大部分已不復年輕。“老先生”和“年輕人”是不同待遇的兩種人。
一九六四年，所內同事下鄉四清，我也報了名。但我這“老先生”沒批准參加，留所為一小班“年輕人”修改文章。我偶爾聽到譏誚聲，覺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鍾書結束了英譯毛選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為“毛主席詩詞翻譯五人小組”的成員。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興縣禮賢公社四清，沒回家過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鄉城關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績斐然，隨即由工作隊員蔣亨俊（校方）及馬六孩（公社）介紹，“火線入黨”。
什麼叫“火線入黨”，她也說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從此以後，每逢“運動”，她就是“拉入黨內的白尖子”。她工作認真盡力是不用說的；至於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艱苦，她直到十多年後才講故事般講給我聽。當時我支援她的需求，為她買過許多年畫和許多花種寄去。她帶回一身蝨子，我幫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山西武鄉城關公社的學校裡一群革命小將來京串聯，找到錢瑗老師，討論如何揪鬥校長。阿瑗給他們講道理、擺事實，說明校長是好人，不該揪鬥。他們對錢老師很信服，就沒向校長“鬧革命”。十年之後，這位校長特來北京，向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