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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夥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區。鍾書下放時，“三年饑荒”已經開始。他的工作是搗糞，吃的是黴白薯粉摻玉米麵的窩窩頭。他陰曆年底回北京時，居然很會顧家，帶回很多北京已買不到的肥皂和大量當地出產的蜜餞果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人到火車站去接他時的緊張，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還需回去。
我們夫妻分離了三個月，又團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五月，我家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居然都住下，還有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
搬進了城，到“定稿組”工作方便了，逛市場、吃館子也方便了。鍾書是愛吃的。“三年饑荒”開始，政治運動隨著安靜下來。但我們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畢業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專”，又加父母雙“白”，她只是個盡本分的學生，她將分配到哪裡去工作呀？她填的志願是“支邊”。如果是北方的“邊”，我還得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從她進了大學，校內活動多，不像在中學時期每個週末回家。鍊鋼之前，她所屬的美工組往往忙得沒工夫睡覺。一次她午後忽然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