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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書說：“請吃飯，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卻，就只管吃飯不開口說話。”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同聲附和。”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的話都正確。例如有人問，你工作覺得不自由嗎？我說：“不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我們淪陷上海期間，不論什麼工作，只要是正當的，我都做，哪有選擇的自由？有友好的記者要我鳴放。我老實說：“對不起，我不愛‘起鬨’。”他們承認我向來不愛“起鬨”，也就不相強。
鍾書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時，已感到將有風暴來臨。果然，不久就發動了反右運動，大批知識分子打成右派。
運動開始，領導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內部矛盾終歸難免的，不足為奇。但運動結束，我們方知右派問題的嚴重。我們始終保持正確，運動總結時，很正確也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但我們並沒有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也就逃過了厄運。
鍾書只愁爹爹亂髮議論。我不知我的公公是“準右派”還是“漏網右派”，反正運動結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運動雖然層出不窮，鍾書和我從未間斷工作。他總能在工作之餘偷空讀書；我“以勤補拙”，儘量讀我工作範圍以內的書。我按照計劃完成《吉爾•；布拉斯》的翻譯，就寫一篇五萬字的學術論文。記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叢書編委會交給我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並未引起注意。鍾書1956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後又來了個“雙反”，隨後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鍾書於1958年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詩選注》批判，都由我代領轉達。後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這本書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鍾書笑我“借屍還魂”，我不過想借此“遁身”而已。
許多人認為《宋詩選注》的選目欠佳。鍾書承認自己對選目並不稱心：要選的未能選入，不必選的都選上了。其實，在選本里，自己偏愛的詩不免割愛；鍾書認為不必選的，能選出來也不容易。有幾首小詩，或反映民間疾苦，或寫人民淪陷敵區的悲哀，自有價值，若未經選出，就埋沒了。鍾書選詩按照自己的標準，選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選文天祥的《正氣歌》，是很大膽的不選。
選宋詩，沒有現成的《全宋詩》供選擇。鍾書是讀遍宋詩，獨自一人選的。他沒有一個助手，我只是“賢內助”，陪他買書，替他剪貼，聽他和我商榷而已。那麼大量的宋詩，他全部讀遍，連可選的幾位小詩人也選出來了。他這兩年裡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幾人曾理會到。
《宋詩選注》雖然受到批判，還是出版了。他的成績並未抹殺。我的研究論文並無價值，不過大量的書，我名正言順地讀了。我淪陷上海當灶下婢的時候，能這樣大模大樣地讀書嗎？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在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了，我們分配得合適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是我們不會為人民服務，因為我們不合格。然後國家又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我們領了高工資受教育，分明是國家虧了。
我曾和同事隨社科院領導到昌黎“走馬看花”，到徐水看畝產萬斤稻米的田。我們參與全國鍊鋼，全國大躍進，知識分子下鄉下廠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處。我於1958年11月下放農村，12月底回京。我曾寫過一篇《第一次下鄉》，記我的“下放”。鍾書當時還在城裡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陰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廠鍊鋼。
錢瑗到了工廠，跟上一個八級工的師傅。師傅因她在學校屬美工組，能畫，就要她畫圖。美工組畫宣傳畫，和鋼廠的圖遠不是一回事。阿瑗趕緊到書店去買了書，精心學習。師傅非常欣賞這個好徒弟，帶她一處處參觀。師傅常有創見，就要阿瑗按他的創見畫圖。阿瑗能畫出精確的圖。能按圖做出模型，灌注鐵水。她留廠很久，對師傅非常佩服，常把師傅家的事講給我們聽。師傅臨別送她一個飯碗口那麼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見的像章中數這枚最大。
鍾書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憐。我曾到昌黎“走馬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