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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瑗和她一家人都成了好朋友。我留有她用英文記的《我的俄語教師》一文。文章是經鍾書改過的，沒找到草稿。但所記是實情，很生動。

錢瑗復學，俄語很順溜地跟上了；不僅跟上，大概還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三好學生”。“三好學生”跑不了會成共青團員。阿瑗一次回家，苦惱得又迸出了小眼淚。她說：“他們老叫我入團，我總說，還不夠格呢，讓我慢慢爭取吧；現在他們全都說我夠格了，我怎麼說呢？”她說：“入了團就和家裡不親了，家裡盡是‘糖衣炮彈’了。”

我安慰她說：“你不會和家裡不親。媽媽也不會‘扯你後腿’。”阿瑗很快就成了團員，和家裡的關係分毫沒變。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學畢業，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她的志願是“當教師的尖兵”。我學我爸爸的榜樣：孩子自己決定的事，不予干涉。錢瑗畢業後留校當教師。她一輩子是教師隊伍裡的一名尖兵。

鍾書在毛選翻譯委員會的工作，雖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並未結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譯毛選定稿組成員，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譯毛主席詩詞的小組成員。“文化大革命”打斷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繼續工作，直到毛主席詩詞翻譯完畢才全部結束。這麼多年的翻譯工作，都是在中央領導下的集體工作。集體很小，定稿組只二三人，翻譯詩片語只五人。鍾書同時兼任所內的研究工作，例如參加古典的《唐詩選注》。

錢瑗考取大學以後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隨鍾書到武昌省親。我公公婆婆居住學校宿舍。鍾書曾幾度在暑期中請“探親假”省視父母。這回帶了阿瑗回去。

大熱天，武漢又是高溫地區，兩人回來，又黑又瘦。黑是太陽曬的，瘦則各有原因。鍾書吃慣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鹹，只好半飢半飽。爹爹睡覺不分日夜。他半夜讀書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喚醒，傳授心得。一個欠吃，一個欠睡，都瘦了。

這時爹爹已不要求鍾書“養志”（養志的弟弟攜家僑居緬甸）。他最寵愛的是“女孫健汝”，鍾書已是四十五十之間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談家常了。爹爹可憐娘寂寞，而兩人很少共同語言。他常自稱“拗荊”。我問鍾書什麼意思。鍾書說，表示他對妻子拗執。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稱“拗荊”，也是老人對老妻的愛憐吧？

鍾書阿瑗回京，帶給我一個爹爹給我的銅質鏤金字的豬符，因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問是單給我一人，還是別人都有。他們說，單給我一人的。我就特別寶貝。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間，鍾書惦著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詩五首。第五首有“隱隱遙空碾懣雷”，“啼鳩忽噤雨將來”之句。這五首詩，作於“早春天氣”的前夕。這年六月發動了反右運動，未能再次請假探親。

那時鐘書的三弟已回國，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歸無錫，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這年十一月在武漢去世，我婆婆次年在無錫去世；我公公的靈柩運回無錫，合葬梅山。

（十二）

鍾書帶了女兒到武昌探親之前，1957年的5月間，在北京上大學的外甥女來我家玩，說北大的學生都貼出大字報來了。我們晚上溜出去看大字報，真的滿牆都是。我們讀了很驚訝。三反之後，我們直以為人都變了。原來一點沒變，我們倆的思想原來很一般，比大字報上流露的還平和些。我們又驚又喜地一處處看大字報，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接下來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鍾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並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方知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事，使我們對“政治”悚然畏懼。

所內立即號召鳴放。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三反之後曾批判過俞平伯論《紅樓夢》的“色空思想”。接下來是肅反，又是反胡風。一個個運動的次序我已記不大清楚。只記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後，提升為一級研究員，鍾書也一起提升為一級。接下來是高階知識分子受優待，出行有高階車，醫療有高階醫院；接下來就是大鳴大放。

風和日暖，鳥鳴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我們自從看了大字報，已經放心滿意。上面只管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地引誘催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向極端。我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