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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筆即錯，所以讓“年輕人”代我寫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寫序。稿子壓了一年也不發排。我並不懂生意經。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討回稿子，以便隨時修改。據說這一來出版社要賠錢的。《堂·吉訶德》就沒有序文而出版了。後來喬木同志責備我為什麼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為序，我就把舊文修改了作為序文。《堂·吉訶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錐編》因有喬木同志的支援，出版社立即用繁體字排印。鍾書高興說：“《管錐編》和《堂·吉訶德》是我們最後的書了。你給我寫三個字的題簽，我給你寫四個字的題簽，咱們交換。”
我說：“你太吃虧了，我的字見得人嗎？”
他說：“留個紀念，好玩兒。隨你怎麼寫，反正可以不掛上你的名字。”我們就訂立了一個不平等條約。
我們的阿瑗週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邊來住住了。以前我們住的辦公室只能容他們小兩口來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學英國的獎學金。她原是俄語系教師。俄語教師改習英語的時候，她就轉入英語系。她對我說：“媽媽，我考不取。人家都準備一學期了，我是因為有人臨時放棄名額，才補上了我，附帶條件是不能耽誤教課。我沒一點兒準備，能考上嗎？”可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