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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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我和鍾書異口同聲，一個說“這裡很舒服”；一個說“這裡很方便”。我們說明借書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顧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堅決不搬。袁辭去後，我和鍾書咧著嘴做鬼臉說：“我們要江青給房子！”然後傳來江青的話：“鍾書同志可以住到釣魚臺去，楊絳同志也可以去住著，照顧鍾書同志。”我不客氣地說：“我不會照顧人，我還要阿姨照顧呢。”過了一天，江青又傳話：“楊絳同志可以帶著阿姨去住釣魚臺。”我們兩個沒有心理準備，兩人都待著臉，一言不發。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麼回話的。

一九七五年的國慶日，鍾書得到國宴的請帖，他請了病假。下午袁水拍來說：“江青同志特地為你們準備了一輛小轎車，接兩位去遊園。”鍾書說：“我國宴都沒能去。”袁說：“鍾書同志不能去，楊絳同志可以去呀。”我說：“今天阿姨放假，我還得做晚飯，還得看著病人呢。”我對袁水拍同志實在很抱歉，我並不願意得罪他，可是他介於江青和我們倆之間，只好對不起他了。毛主席詩詞翻譯完畢，聽說還開了慶功會，並飛往全國各地徵求意見。反正錢鍾書已不復是少不了的人，以後的事，我們只在事後聽說而已。錢鍾書的病隨即完全好了。

這年冬天，鍾書和我差點兒給煤氣燻死。我們沒注意到煙囪管出口堵塞。我臨睡服安眠藥，睡中聞到煤氣味，卻怎麼也醒不過來，正掙扎著要醒，忽聽得鍾書整個人摔倒在地的聲音。這沉重的一聲，幫我醒了過來。我迅速穿衣起來，三腳兩步過去給倒地的鐘書裹上厚棉衣，立即開啟北窗。他也是睡中聞到煤氣，急起開窗，但頭暈倒下，腦門子磕在暖氣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開了南窗。然後給他戴上帽子，圍上圍巾，嚴嚴地包裹好，自己也像嚴冬在露天過夜那樣穿戴著。我們擠坐一處等天亮。南北門窗洞開，屋子小，一會兒煤氣就散盡了。鍾書居然沒有著涼感冒哮喘。虧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幫我醒了過來。不然的話，我們兩個就雙雙中毒死了。他腦門上留下小小一道傷痕，幾年後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去世。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餘震不絕，使我們覺得偉人去世，震盪大地，老百姓都在風雨飄搖之中。

我們住的房間是危險房，因為原先曾用作儲藏室，封閉的幾年間，冬天生了暖氣，積聚不散，把房子脹裂，南北二牆各裂出一條大縫。不過牆外還抹著灰泥，並不漏風。我們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築成，很堅固，頂上也不是預製板，只兩層高，並不危險。

但是所內年輕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樓最不堅固，所以讓居住在樓裡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圓穹頂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輕人就把我們兩張行軍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併為我們佔了最安全的地位。我們阿姨不來做飯了，我們輪著吃年輕人家的飯，“一家家吃將來”。鍾書始終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輕人都對他愛護備至。我一方面感激他們，一方面也為鍾書驕傲。

我們的女兒女婿都來看顧我們。他們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們到他們家去住。所內年輕朋友因滿街都住著避震的人，一路護著我們到女兒家去。我回憶起地震的時期，心裡特別溫馨。

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幫”被捕，報信者只敢寫在手紙上，隨手就把手紙撕毀。好振奮人心的訊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譯完《堂&#8226；吉訶德》上下集（共八冊），全部定稿。鍾書寫的《管錐編》初稿亦已完畢。我們輕鬆愉快地同到女兒家，住了幾天，又回到學部的陋室。因為在那間屋裡，鍾書查閱圖書資料特方便。校訂《管錐編》隨時需要查書，可立即解決問題。

《管錐編》是幹校回來後動筆的，在這間辦公室內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產物。有人責備作者不用白話而用文言，不用淺易的文言，而用艱深的文言。當時，不同年齡的各式紅衛兵，正逞威橫行。《管錐編》這類著作，他們容許嗎？鍾書乾脆叫他們看不懂。他不過是爭取說話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學問。

“嚶其鳴兮，求其友聲。”友聲可遠在千里之外，可遠在數十百年之後。鍾書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學問也是冷門。他曾和我說：“有名氣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們希望有幾個知已，不求有名有聲。

鍾書腳力漸漸恢復，工作之餘，常和我同到日壇公園散步。我們仍稱“探險”？因為我們在一起，隨處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們還像年輕時那麼興致好，對什麼都有興趣。

（十五）

一九七七年一月間，忽有人找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