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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辦公室並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盡頭的走廊是我們的廚房兼堆煤餅。鄰室都和我們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廚房。女廁在鄰近，男廁在東盡頭。鍾書絕沒有本領走過那條堆滿雜物的長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戶”。
不過這間房間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文學所的圖書資料室就在我們前面的六號樓裡。鍾書曾是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委員會主任，選書、買書是他的特長。中文的善本、孤本書籍，能買到的他都買。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經典作品以及現當代的主流作品，應有盡有。外賓來參觀，都驚詫文學所圖書資料的精當完美。而管理圖書資料的一位年輕人，又是鍾書流亡師大時經常來關心和幫忙的。外文所相離不遠。住在外文所的年輕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們在師大，有阿瑗的許多朋友照顧；搬入學部七樓，又有文學所、外文所的許多年輕人照顧。所以我們在這間陋室裡，也可以安居樂業。鍾書的“大舌頭”最早恢復正常，漸漸手能寫字，但兩腳還不能走路。他繼續寫他的《管錐編》，我繼續翻譯《堂•；吉訶德》。我們不論在多麼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
錢瑗在我們兩人都下放幹校期間，偶曾幫助過一位當時被紅衛兵迫使掃街的老太太，幫她解決了一些困難。老太太受過高等教育，精明能幹，是一位著名總工程師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結識後，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兒媳婦，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動。老太太就等我們由幹校回京後，親自登門找我。她讓我和鍾書見到了她的兒子；要求讓她兒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們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對我說：“媽媽，我不結婚了，我陪著爸爸媽媽。”我們都不願勉強她。我只說：“將來我們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個人，我們放得下心嗎？”阿瑗是個孝順女兒，我們也不忍多用這種話對她施加壓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終於在一九七四年，我們搬入學部辦公室的同一個月裡，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們知道阿瑗有了一個美好的家，雖然身處陋室，心上也很安適。我的女婿還保留著鍾書和老太太之間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錄二。
“斯是陋室”，但鍾書翻譯毛主席詩詞的工作，是在這間屋裡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來訪說：“江青同志說的，‘五人小組’並未解散，鍾書同志當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組”是哪五人。我只知這項工作是一九六四年開始的。喬冠華同志常用他的汽車送鍾書回家，也常到我們家來坐坐，說說閒話。“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頓，我們和喬冠華同志完全失去聯絡。葉君健先生是成員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誰。
這件事我以為是由周總理領導的。但是我沒有問過，只覺得江青“抓尖兒賣乖”，搶著來領導這項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說：“錢鍾書病著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這屋裡待著，不能出門。”
對方表示：錢鍾書不能出門，小組可以到這屋裡來工作。我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我們這間房，兩壁是借用的鐵書架，但沒有橫格。年輕人用從幹校帶回的破木箱，為我們橫七豎八地搭成格子，書和筆記本都放在木格子裡。頂著西牆，橫放兩張行軍床。中間隔一隻較為完整的木箱，權當床頭櫃兼衣櫃。北窗下放一張中不溜的書桌，那是鍾書工作用的。近南窗，貼著西牆，靠著床，是一張小書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譯，桌子只容一沓稿紙和一本書，許多種大詞典都攤放床上。我除了這間屋子，沒有別處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當於挪不開的物件。近門有個洗臉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權充上下水道。鐵架子頂上搭一塊木板，放鍋碗瓢盆。暖氣片供暖不足，屋子裡還找出了空處，生上一隻煤爐，旁邊放幾塊蜂窩煤。門口還掛著夏日擋蚊子冬日擋風的竹簾子。
葉君健不嫌簡陋，每天欣然跑來，和鍾書腳對腳坐在書桌對面。袁水拍只好坐在側面，竟沒處容膝。周珏良有時來代表喬冠華，他擠坐在鍾書旁邊的椅上。據說，“鍾書同志不懂詩詞，請趙樸初同志來指點指點”。趙樸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時來，他們只來過兩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沒一個胖子，滿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詩詞的翻譯工作就是在這間陋室裡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幾次想改善工作環境，可是我和鍾書很頑固。他先說，屋子太小了，得換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