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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構釁，致啟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若乘我國運中微，一旦視同割據，轉欲移師東下，而以前導命元兇，義利兼收，恩仇倏忽，獎亂賊而長寇仇，此不獨孤本朝借力復仇之心，亦甚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
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也，貴國豈其然歟？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並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人懷忠義，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
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伏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
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
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於地下者，實為社稷之故。
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即日獎帥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
貴國即有他命，弗敢與聞。惟殿下實昭鑑之。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面對清廷咄咄逼人的威嚇，南明諸臣，依舊不放棄“借虜滅寇”的天真幻想，他們對眼前事實根本沒有任何清醒的認識。更為可笑的是，降清鷹犬吳三桂，仍被史可法稱為“我大將軍吳三桂”。當時，人家已是清朝的“平西王”！而且，清朝王爺手下的漢人走狗，時時為主子出謀劃策，他們的智商和謀劃，皆高於他們南明的同胞們。
清朝建國後，銷燬了無數對他們“形象”不利的史料，但多爾袞和史可法的這兩封書信能夠儲存下來並且為世人所知，確實要感謝乾隆帝這個“好事者”。在他的一份諭旨中，他先“深刻表揚”了一下多爾袞，然後指出史可法的“孤忠”可嘉：
欲向江南爭半壁（10）
朕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詞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史）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覆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至淪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嘆無能為力，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
如果說南明諸臣皆憒憒，也不是事實。崇禎時代曾任大學士的魏德璟就曾上書，認為順治帝年幼登基，諸位清廷貴族爭權，李闖倉皇奔命，明朝大可乘機恢復中原，文武合力，逐次收拾舊山河。高傑、黃得功等武將，也曾想揮師北入河南然後進陝西，他們對朝中大臣向清朝示弱講和之舉大不以為然。
但是，當權文臣馬士英、史可法的態度決定了南明的政策指向，這些人沉浸於“借清滅寇”、“南北分治”的夢想中，咬牙切齒想先滅掉“流賊”。他們不懂得，清朝才是南明最陰險、最兇惡的敵人。
由於南明政權在幾個月內力圖討好清朝，不思進取，多爾袞風風火火加快了對農民軍的軍事行動，毫不顧忌地著力平滅李自成餘部。
十月下旬，多爾袞傳檄江南，派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統領漢人二王孔有德和耿仲明，共率兩萬多精兵，直往江南殺來。
多爾袞舉兵的藉口有三：第一，南明擅立福王。第二，南明不思“討賊”，諸將擁眾害民。第三，崇禎帝自縊，南明諸臣穴鼠思懦，無人臣之禮。
幸虧其間李自成大順軍對懷慶府展開猛攻，多爾袞忙令多鐸進入河南與阿濟格聯手作戰，這才給了南明小朝廷一次喘息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