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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都會議後的一段時間內，紅一方面軍釋出命令時，周恩來總是先署上“總政委毛澤東”，自己以“代總政委周恩來”的簽署放在毛澤東名字後面。在10月份制定的“絕密”的《紅一方面軍建寧、黎川、泰寧戰役計劃》書上，他親筆註明：“如有便，請送給毛主席一閱。”他還親自告訴機要秘書：以後軍事計劃、命令等，都要送給毛主席看，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信任與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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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擁毛澤東（1）
遵義會議前後，在中共中央和紅軍內部發生了一場決定紅軍和中國命運的鬥爭，結果就是毛澤東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可以說居功至偉。有人說，“如若周恩來當時有意站出來與毛一爭的話，中國的現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寫了”，這確非誇張之言。
1933年1月，受王明遙控，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於在上海的處境日益困難，不得不遷入中央蘇區。此時，周恩來和朱德正在前方全力指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而毛澤東則在閩西長汀福音醫院養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據地，便成立了以博古為書記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來原有的地位，成為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一到蘇區，博古便放了兩把火——批“羅明路線”、反“鄧、毛、謝、古”。這兩把火使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蘇區各項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
1934年10月初，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紅軍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博古和李德決定撤出蘇區開始轉移時，最初打算將毛澤東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讓他們隨軍出征。幸虧周恩來、朱德等人堅決反對，何況毛澤東還掛著中華蘇維埃主席的職務，最終這事沒有成為現實，不然中###史和中國革命史將是另外一種景象了。
到1934年12月1日，紅軍一路血戰，連續衝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兵員折損過半，由出發時的萬餘人銳減到3萬餘人。軍中怨聲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亂，深感責任重大，在一籌莫展中一度到了欲引咎自戕的地步，被聞訊趕來的周恩來等人勸阻。
血的事實，宣告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
如何擺脫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挽救紅軍，挽救革命？
此時的周恩來、朱德幾乎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毛澤東。
在毛澤東親手建立的中央蘇區如火如荼發展的時刻，在共產國際支援下，離開中國國情的李立三在黨內實行了“左”傾冒險錯誤，王明實行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而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則屢遭打擊排斥。在此期間，這位叱吒風雲的紅軍領袖不得不幾次退隱於蘇家坡、東華山和雲石山間的莽林古剎中。毛澤東當時所遭受的不公的確令人不平。
雖身處逆境，但毛澤東卻無時不在關注著蘇區和紅軍的命運。
為了與博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鬥爭，能夠將自己的正確思想付諸實施，毛澤東開始爭取兩位“國際派”大將、王明與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與王稼祥。
張聞天是有名的紅色教授，1931年2月從蘇聯回國。當年，張聞天出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張聞天隨臨時中央進入蘇區，並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後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可見，張聞天當時在黨內的地位之高、影響之大。
張聞天是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條就是“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 毛澤東曾評價稱：“洛甫（張聞天）這個人是不爭權的。”在蘇區，張聞天曾與毛澤東相鄰而居，隨著他同毛澤東接觸的增多，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同時對博古、李德的專橫作風和戰場上的瞎指揮越來越不滿，對推行“左”傾主張發生動搖。
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他曾一度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1930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隨後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