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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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管理一切”？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地為主？黨內軍內的民主以什麼方式去實現？諸如此類等等。陳毅當時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毛澤東，因此他被稱為“中間派”。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離開長汀到達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合時，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發出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程較為悲觀不說，並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游擊隊，轉入民間。而對毛澤東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則指令要求“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 毛澤東氣呼呼地說，“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毛澤東還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覆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朱德雖然對二月來信也不滿意，但他對毛澤東對待中央來信這種態度也很不滿意。這體現了兩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攜帶了中共“六大”檔案，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四軍，並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一職。
在劉安恭和朱德的提議下，紅四軍又成立了臨時軍委。5月底，在湖雷召開的前委會議上，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傾向。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並批評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爭論中意見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
接下來，在6月8日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度提出辭呈。陳毅被大家推舉代理前委書記，並負責籌備紅四軍“七大”。
6月22日，龍巖城內，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召開了。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透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但爭論的問題仍未解決。經過一天多的爭論，大會透過了由陳毅起草的“七大”決議案。
這份決議案或許是出於停止爭論、加強團結的願望，“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至於朱、毛去留問題，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作決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員。”
大會最後改選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
這是陳毅所未料到的結果，也是毛澤東未曾想到的。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雖仍為前委委員，但落選了中央任命的前委書記。作為紅四軍的締造者和最高指揮者，因為探索真理，一時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對它的指揮權，這對毛澤東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解密“朱毛之爭”（2）
會後，時在病中的毛澤東帶著已有三個月身孕的妻子賀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離開紅四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分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陳毅也奉命離開紅四軍，經廈門、香港輾轉到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
“七大”結束了，但紅四軍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反而更加嚴峻了。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仗，議論又起，軍心渙散，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紅四軍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
時任前委代書記的朱德極力想解決問題統一思想，於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了紅四軍“八大”，想借此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以利於工作和戰鬥。但“八大”只是“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對一切問題仍“毫無結果”。
此時，朱德和許多同志一樣，已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紅四軍的工作的的確確離不開毛澤東，確立政治上的領導中心也離不開毛澤東。就在會議期間，有許多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當即表示同意和支援，並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請毛澤東回來復職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澤東卻回信反對敷衍調和、模稜兩可的“陳毅主義”，並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大”了。
在前委堅持下，毛澤東抱病坐擔架趕來參加“八大”。不過當他到達時，會議已結束了。此後，朱德為毛澤東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