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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長征途中，三人經常談古論今，在許多方面尤其是軍隊的前途問題上認識趨於一致，這樣便形成了另一個“編外三人團”。他們的結合，構成政治局內反對“左”傾錯誤的中堅力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臨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為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的主張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援。這是自寧都會議以後兩年多來毛澤東第一次參與軍事指揮。
但會後博古、李德仍堅持原計劃進軍。紅軍到達黎平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黎平會議。對於周恩來而言，黎平會議是他一生所面臨的最大的抉擇之一，他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而與李德和博古徹底決裂。
周恩來當時的警衛員範金標後來對此回憶說：“黎平會議是在一個晚上召開的，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了起來，燈也熄滅了。我們馬上去把燈點上。開會解決什麼問題，當時不知道，後來才曉得，爭論的焦點是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前進，還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周恩來態度的轉變，對於當時中###內領導層雙方力量對比的消長以及後來事態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由於他是當時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中的成員，他的倒戈，著實給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擊。
在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之後，博古和李德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約，有關軍事行動的決定權實際上自然而然地落到周恩來的手中。此時，蔣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設定重兵，等待紅軍自投羅網，因此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防守薄弱的貴州進軍。而李德、博古則堅持按照原定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雙方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而情勢危急，需要儘快做出決定。這樣整個紅軍的命運便取決於周恩來的態度，由他來最後拍板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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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擁毛澤東（2）
正因為如此，對於周恩來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所起的作用，毛澤東曾對賀子珍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援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這一次，毛澤東對第五次反“圍剿”和他的軍事思想作了最系統的闡述，他的發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傾聽，也是三年來唯一一次沒有被打斷和結束後遭受批評的一次。 最後，周恩來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的職務，同時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作戰。周恩來的態度最終使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解體。
之後，黨內負總責的為洛甫（張聞天）。在軍事指揮上，由周恩來取代了李德。毛澤東作為中央常委開始參與黨的領導核心，並根據常委分工，他作為周恩來的副手參與軍事指揮。由此可見，毛澤東並未如通常所說的透過遵義會議確立了其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關於這一點，陳雲會後起草的傳達提綱說得很清楚：“擴大會完畢後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後的領導格局又恢復到了寧都會議以前的狀況，黨權與軍權分離，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但最後仍要由周恩來拍板定奪。
1935年3月4日，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紅軍再度成了“朱毛紅軍”。
朱德智鬥張國燾（1）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正在會見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斯諾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只有斯諾才敢問的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當毛澤東在中南海的菊香書屋與斯諾談著他“一生當中最黑暗的時刻”之後不久，在香港擁擠的貧民住宅區的一間小屋裡，一位貧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寫他的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他就是張國燾。長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澤東的鬥爭，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轉折，從10萬紅軍的領袖變成了被中國革命拋棄的叛徒。他心酸地回憶著過去的往事，關於過草地這一章的標題他沉重地寫下兩個大字——“分裂”。16 毫無疑問，長征中那場驚心動魄的鬥爭，無論是在毛澤東還是張國燾的內心深處均留下了極為深刻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