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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本書的不能出版、內容被肢解和遺失而遺憾。直到新華出版社的認同，我才於1999年回杭州休假時找出了發黴的手稿。
雖然出版已晚了10年，但這本書仍具有現實意義。
用這個書名，不是炒作，更不是危言聳聽，我是借出版該書之際，對人類敲敲警鐘，刺激那些麻痺了的神經，對戰爭，尤其是對世界大戰抱應有的警惕，對遏制、延緩戰爭是有益的。而且，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研究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書，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用資訊戰理論考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專著。“第三次世界大戰——全面資訊戰”這個名詞，最早出現在1990年3月出版的《資訊戰》一書的後記中，這是最早出現在世界傳媒上的文字；至今也沒有人從資訊戰這個角度去研究世界大戰；雖然10年過去了，書中的觀點大多是正確的，未來還將證實這些預測的準確性。當然，這部書也有些缺憾，因為是10年前寫成，畢竟代表當時的水準，還顯得不夠成熟；有不少重要章節遺失，不夠完整；資料陳舊了，一些觀點過時了，出版前也想修正，但為保持原貌，就作罷了。
1999年，除了完成舊作《第三次世界大戰——全面資訊戰》的修改和出版外，還完成了另一部舊作191千字電視文學劇本《戰國風雲》的修改和出版。
那是1986年盛夏，是一個非常炎熱的夏天。我終於有了一個假期，回到了杭州西湖邊上那個沉寂的小弄堂裡。我帶著用幾十元錢買的《史記》和《資治通鑑》出現在家裡時，全家人呆了，這幾十本書幾乎花了我這個營級軍官整整一個月的工資呢！吭哧吭哧從成都背到杭州，真正是“吃了飯沒事情做，可以把煤球去洗洗白了”。起念只是想趁假期把這兩部書讀一讀的，但真讀起來才發現，古文之乏味、歷史掌故之深奧，實在是讓我這個與“文革”同步完成學業的初中生兩眼犯困，急得身上長出了大片大片的紅頭痱子。於是，我想了一招，乾脆編一個電視劇吧，這下來了興致。把兩套書大致翻了一遍後，我感到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戰國這一段歷史對後人，尤其是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極其重要的借鑑價值，而戰國可以分為三個最重要的階段，也就是我在劇本中劃分的三個部分。在杭州期間，我完成了第一部“群雄爭霸”和第二部“合縱連橫”，第三部“一統天下”是在成都北較場軍營中完成的。雖然說是文學劇本，更確切地說還是對這段歷史的白話記述。這對我學習這段歷史，學習古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為我進一步完善《資訊戰》一書做了基礎工作，並將“合縱連橫”的思想充實到《資訊戰》一書中。劇本完成後，就與其他大量的手稿一樣，放在箱子裡了。後來臺灣的柏楊先生《資治通鑑白話本》進入大陸後，又參照他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也參照了他不少議論的內容。1999年11月，我在北京高家寨的寓所裡整理雜亂手稿時重又發現了它，看著那幾百頁已經泛黃的稿紙和工工整整字型，我動心了，那畢竟有我的心血和汗水，於是決定交出版社出版。這部劇本，可能在故事、人物等文學性方面還有欠缺，但對這段歷史的概括，主要事件的把握，重要人物的刻畫方面還是花了功夫的，可以全景式地鳥瞰，對人們感受、瞭解戰國時期那種風雲變幻的氣象是有幫助的。
2000年，是我個人出版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出版的新專著達4部。1月，新華出版社推出我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全面資訊戰》；8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推出我的《戰國風雲》。尤其是10月，浙江大學出版社推出我6卷本的《沈偉光軍事戰略研究叢書》，其中220千字的《理想戰爭》和200千字《傳媒與戰爭》是新作。這件事是我學術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2000年12月1日《浙江日報&；#8226；錢江週末》以《＜沈偉光軍事戰略研究叢書＞在杭出爐》為題，發表了資深記者胡振的精采報道：
本報今年4月7日《錢塘週末》刊出長篇人物特寫《沈偉光：搶佔資訊戰學科高地的前驅》，記敘了這位地方機關幹部“卸下戎裝心繫國防、身居斗室心馳天下”的抱負和成就，突出介紹了他在軍事戰略研究的創新成果，尤其是在構建我國資訊戰學科上的傑出造詣。這篇特寫刊出後，在省內外讀者中引起了熱烈反響，南京軍區《東海民兵》等報刊先後全文轉載。
浙江大學出版社社長姚恩瑜教授讀到這篇特寫後，對沈偉光在未來學與戰爭論的結合上揮筆如椽的事蹟非常欽佩。令她關注的是，文中寫道：10年前，當時還是普通軍官的沈偉光，把自己的處女作《資訊戰》書稿送到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