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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京湘開有一家文化公司，編名人志，出版發行各類有利可圖的書藉。武京湘很能幹、夠哥們，她真正讓我見識到文化經濟人的本領。她編的《科技創業精英錄》已達三卷，收錄了幾萬人，聲勢造得很大，採取的基本策略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你先交錢買書我為你編志揚名，包賺不賠，因為北京輻射的是全國這個大市場，你只要告訴他，中央某某領導題詞、某某名人也收錄在冊，在人民大會堂頒獎，可能與某某中央領導合影，保證是趨之若騖，這些許諾對這些文化大腕來說是再簡單不過了，而對地方一位“科技創業精英”來說，這樣的好事交個千兒八百實在是太值了。我曾經參加過武京湘組織的一次活動，精英代表到北京來參加頒獎典禮，非常正規，住地還設有醫務組，其中有一個活動是請國家級的專家舉辦講座，她煞有介事地邀請我，我也煞有介事地認真準備，選了一個可能與“科技創業精英”有關的話題：戰爭經濟將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大眾產業。到了講座現場，我有點後悔了。他們中居然有一位90多歲的新疆老大爺，帶了子孫三代10幾口人到北京來旅遊的。他們聽我的課，就好像我們聽霍金的課，聽不聽得懂不要緊，關鍵要參與這個過程，可能有笑聲的時候要開笑，可能有掌聲的時候要鼓掌。最後，武京湘還給我來了個簽名送書的活動，關起門來過了個明星癮，把我一件新外套上塗滿星星點點的墨跡。
與武京湘的認識，讓我結識了陳潔女士、呂仙珽大姐、解璽璋老師，不僅開啟了與新華出版社合作的大門，在她們的幫助下，我與新華出版社出版的專著、編著達30部；也開啟我出書事業的新局面，我與解璽璋的合作成為我學術生涯中一個重要里程碑。
我與武京湘的合作是從《初出茅廬——沈偉光文章集（一）》和《新軍事問題——沈偉光文章集（二）》開始的。小時候對文章彙編一類書視為禁區，像《毛澤東選集》就是偉人大量文章的彙編。但武京湘告訴我，作者的文章集是出版界的一種新潮流。某種意義上說，文章彙編的內容此一本專著的內容更精粹、更豐富、更適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初出茅廬》是1993年10月就編成的，是此前10年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彙編，而《新軍事問題》是1994年至1999年重要文章的彙編。沒曾想到，這2部文章集於1999年9月由新華出版社推出後特別暢銷，使我和我的作品得到了新華出版社的認可。
這使我的自信心更強了，開始在過去的手稿中淘金。首先是整理《第三次世界大戰——全面資訊戰》。
這本335千字的書稿，是1990年完稿的。是我完成《資訊戰》後我又寫的一本書，是為了驗證資訊戰的理論，用資訊戰理論來認識、分析世界的軍事形勢，尤其是美蘇對抗、東西歐對抗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的格局和變化。
在當時，東歐的變故，兩德的統一，華約的解體——蘇聯還沒有解體；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動盪和危機，更堅定了我的研究方向：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種對立的社會形態，它們可以共存，但鬥爭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一種客觀存在，無法迴避，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對手。
按照我的資訊戰理論模型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的全球性暴力戰爭沒有發生，在另一個戰場上的世界大戰——全面資訊戰，已經不宣而戰，兩大陣營在這個看不見的戰場上進行的鏖戰，一刻也沒有停止過！
說實話，書寫完後我根本就沒有想拿出去出版，緣由沒有自信，看看題目就把自己嚇一跳，即使到現在，還是怪刺眼的。而且，當時的形勢根本不可能在國內出版：資訊戰的名詞在當時根本無法使人接受，更何況用“全面資訊戰”這種異想天開的理論來設計異想天開的世界大戰了；書中所依託的事件多是正在發生、演進著的事件，像蘇聯即將解體，海灣危機正在進行，哪家出版社願意去涉及這些敏感的、不確定的國際關係問題呢？作為資訊戰重要內容來研究的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問題，是當時國內最敏感的話題之一，很難不陷入政治爭論之中。
到了1995年，資訊戰熱在國內開始升溫，我的一些觀點逐漸被人們所認識，尤其是敲開了新華出版社的大門，得到張首第總編輯的賞識力邀、呂仙珽主任和陳潔編輯的鼎力支援，使這部書的出版出現了轉機終於在2000年1月出版了。對於這本書，從完稿那天起，就對她疼愛有加，一直在找機會把她嫁出去，因為她是《資訊戰》的姐妹篇。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新戰爭論》時，我在前言中還專門提到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