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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出版社，引起了該社編輯的濃厚興趣，破例將其公開出版。雖然那時姚恩瑜並未接觸學校出版工作，但是如今看來，這部書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資訊戰學科的奠基之作，在沈偉光眾多的論著成果中顯得意義非凡，同時也成為這家出版社的自豪。因此，姚恩瑜認為理應由浙江大學出版社與這位青年學者再次合作，提出了出版沈偉光軍事戰略研究叢書的選題設想。一則對沈偉光的軍事戰略研究過程作全面的總結；二則促使人們重視和研究國防和軍事問題；三則以精神產品的形式進行“知識擁軍”。
於是，這家出版社派出編輯室負責人，透過省新聞出版局與本報記者取得聯絡。4月20日，他們來到《錢塘週末》編輯部詳細瞭解長篇特寫的新聞背景、採寫過程和審稿情況，論證這套叢書出版計劃的可行性，並請記者轉告尚在國務院體改辦工作的沈偉光，擬面談出版意向。
4月30日，沈偉光回杭休假，當天即與出版社負責人會晤，對叢書出版計劃表示欣然合作的意願。雙方商談之後，初步確定收入叢書的論著除了1990年的《資訊戰》之外，還有近年來出版的《未來世界戰爭——全面資訊戰》、《新戰爭論》、《新軍事問題》等書。為了豐富這套叢書的涵量，沈偉光提出將其剛剛殺青的書稿《傳媒與戰爭》，補入叢書之列；同時，還將他醞釀已久的迎接新世紀的新著《理想戰爭》，報作叢書選題。於是，6卷本的《沈偉光軍事戰略研究叢書》的出版方案，一錘定音。這是四校聯合之後的新浙大出版社面向全國圖書市場推出的第一項論著出版工程，也是我國出版界為軍外青年學者出版的第一套軍事論著叢書。
方案已定，在今年的“五一”長假裡，出版社編輯放棄休息，加班加點。他們對已出版的論著，與作者一起進行校訂和增刪。在編輯同志的鼓勵下，沈偉光回京後，用一個多月的業餘時間，趕寫了25萬字的《理想戰爭》初稿。在北戴河期間，他又對書稿再次作了修改，直至8月底交付出版社。
浙江大學黨委對這套叢書的編輯出版非常重視，校黨委書記張浚生擔任叢書編委會主任，同時邀請新華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解放軍報》高階編輯與本報記者作為編委會委員。總參謀長傅全有為這套叢書作序，他在序言中寫到：“沈偉光同志在地方工作，卻能在軍事戰略研究領域做出有益的工作，是世界上較早研究資訊戰的專家，是我國資訊戰學科帶頭人，最先提出資訊戰、遏制資訊戰和理想戰爭等學術觀點。雖然他的研究還有可商榷之處，但他這種關心國防建設，勇於攀登軍事戰略研究高峰的精神，值得我們軍隊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從事軍事理論研究工作的同志學習。”
應該說，胡振是這套叢書的始作俑者。
我與胡振的相識很偶然。1998年3月，他來參加北京“兩會”報道。我在北京一家飯店請許多外地來京的朋友吃飯，當時人很多，擺了兩大桌，他正好坐在我的邊上，順便將我公文包中幾篇研究資訊戰的文章給他看。在北京的10年中，只要有飯局，我總要拿些研究資訊戰的文章書藉分發給大家，宣傳資訊戰理論。朋友們說我是戰爭販子，我說這是精神加餐。現在看，我的朋友似車水馬龍，大部分是吃飯朋友、利益朋友，真正能夠成為摯友的都是與資訊戰理論有關的。
兩年後的一天上午，我在國務院特區辦公室的辦公室接到杭州來的電話，這位自稱為浙江日報記者的胡振要來京採訪我。說句胡振大哥不高興的話，當時確實記不起他了。2000年的初春，我們在和平門的寧波駐北京辦事處再次見面。這一次見面之後，便引出胡振報道中所說的一段學術佳話，至此胡振便成為我又一個最好的良師益友。
到了2002年，我的精力由寫書轉向編書。四十而不惑，這句話應在我身上是最靈驗了。隨著對戰爭研究的深入，深感個人智力和精力的侷限，走向合作可能是一條出路。2002年以後，我開始吸納更多的戰爭研究愛好者一起工作，先是扶持一些年輕人，他們都是軍事科學院在讀的博士生和研士生，有的是我的網友，雖然他們很年輕，最小的年齡是1978年出生的，他們的書編起來有些困難。正像毛主席說的，未來是青年人的。我們要遏制戰爭，需要全社會，尤其需要年輕人的努力。現在寫書難，出書更難，要出賺錢的書難上加難。再後來還與軍事學術界李際軍、劉亞洲、戴清民、李炳彥、喬良這樣的大學問家進行合作。由我和解璽璋、馬亞西負責課題設定、統籌編輯和出版發行，他們來實施具體研究，這個過程非常愉快，實現了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