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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為了防止別人假冒，以最快速度反映到出版物上，但以後修改量就很大，畢竟太倉促。資訊社會是一個勝者全得的社會，只有老大，沒有老二，沒有自主智慧財產權，就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喪失了生存的基礎。自主智慧財產權是相對於引進智慧財產權而言的。搞理論研究的人，首先應該是具有創造力的人，在生產精神產品的過程中，著力培養和鍛造自己的觀察力和想象力，才有望賦予理論的先進性和指導性。越是世界網路化、資訊共享程度越高，有一條法則越是不能忘，就是享受資訊越多，惰性和依賴性就越大，結局只能是成為別人的精神奴隸，任人宰割。
現在出版社、編輯也有苦衷，精神產品生產的剽竊現象實在是防不勝防，絕不亞於物質產品生產中的假冒偽劣，而對假冒偽劣精神產品的發現、鑑別、打擊難度就更大。
為了“打假”，我也有過非常激烈的思想鬥爭。本來想算了，人家也算是搞資訊戰研究，誰沒有犯錯誤的時候？可最後還是下了決心，我這麼做可能會得罪一些人，但也是為了挽救這些人，但願能換來學術界一些乾淨的天空。
其實，這樣的事此前我也做過，也是不了了之。
2001年1月18日第19版的《北京晚報》以《‘資訊戰之父’跟＜新華詞典＞較真》為題，發表了我對新版《新華詞典》中的“資訊戰”詞條提出批評：
新版《新華詞典》的出版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但對一些專業術語的釋義能否做到科學準確，卻是這部詞典樹立其權威性的關鍵所在。我是研究資訊戰理論的，我認為，新版《新華詞典》對“資訊戰”這個詞的釋義就不夠貼切，不夠完整，值得提出來討論。
以“在資訊領域中爭奪資訊控制權的作戰行動”解釋資訊戰這個概念是不貼切的。資訊戰是資訊時代的產物，是獨立於武力戰的新戰爭形態，與武力戰相輔相成，不可或缺和相互替代。從戰略意義上考慮，資訊戰攻擊的主要目標，一是伴隨資訊社會而來的資訊邊界和資訊疆域，拓展網路空間和資訊空間；二是爭奪資訊資源，獲取制資訊權。在未來資訊戰中，“爭奪資訊控制權”即“制資訊權”，不僅僅在“資訊領域”開展，更多是在非資訊領域展開，因此，它也不是用“作戰行動”這樣的詞所能概括的。如果用“對抗雙方爭奪資訊的戰爭”，就比較確切了。“爭奪資訊”的涵蓋面要寬得多，既包括“資訊空間”，又包括“資訊資源”。
其次，作為釋文，“作戰物件是對方的各種資訊系統以及有關設施，任務是獲取、使用和控制各種資訊，對對方獲取、使用資訊實施干擾和破壞，以取得資訊優勢”，更是不完整的。傳統的武力戰是把人作為主要作戰物件，資訊戰也不例外，只是把“儲存自己，消滅敵人”，變為“保全自己，控制敵人”。人永遠是戰爭的主體。因此，單就軍事意義講，資訊戰作戰物件是對方的認識系統和信念系統，認識系統主要指資訊系統和計算機輔助決策系統；信念系統指人的思想、精神和思維能力，而這是資訊戰最重要的打擊目標，既可以影響和削弱對方指揮控制能力，又可以影響、制止或改變對方決策者的決心以及由此引發的敵對行動。新版《新華詞典》認為資訊戰“作戰物件是對方的各種資訊系統以及有關設施”，還是見物不見人；至於資訊戰的“任務是獲取、使用和控制各種資訊，對對方獲取、使用資訊實施干擾和破壞，以取得資訊優勢”，也犯了同樣的錯誤，資訊優勢的取得，不僅僅取決於制資訊權，還有賴於人的精神優勢。
造成這樣的錯誤，主要是對資訊戰還沒有真正的認識。如果我們的國民這樣認識資訊戰的話，那將是我們的悲哀！
雖然我的這些做法太弱小了，但我還是要呼籲。
文抄公現象古已有之，“天下文章一大抄”就反映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和頑劣性。尤其在當今資訊爆炸的時代，浮躁的情緒、金錢的驅使，加上法律意識的淡薄和掩耳盜鈴的僥倖心理，使這種現象有呈氾濫之勢。《資訊戰與反資訊戰：怎麼打》的責編也坦承，軍事通俗讀物的抄襲時有發生，主要原因是急功近利，以後再做此類書肯定會採取慎重的態度，嚴格選擇作者。我認為這位編輯的判斷和態度無疑是正確的。這幾年，隨著資訊戰威力日益顯著，人們對資訊戰的關注也就隨之升溫，出版商、著作者給予極大的熱情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你對這個問題一巧不通，或者似懂非懂，像《中國問題報告》的作者，而且在同一問題中，一會兒把資訊戰稱之為戰爭形態，一會兒又說成是作戰樣式，連資訊戰是什麼東西也沒有搞清楚，就洋洋灑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