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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反感的是，《資訊戰與反資訊戰：怎麼打》的作者為了掩飾剽竊行為，把我原文的兩個小標題——“資訊戰改變了暴力使用方式”和“資訊戰的破壞性正在被認識”改了，把這兩上標題下的文字合而為——“研究資訊戰與反資訊戰的重要意義”，文不對題，這就嚴重篡改了文章的思想，在資訊戰研究熱興起且需要突破時，在戰爭問題上隨心所欲，是在對整個人類犯罪！
記者曾採訪了《資訊戰與反資訊戰：怎麼打》一書的兩名作者。作者趙中強說，當時出版社約稿之後，時間比較緊張，擬完提綱後分為兩個人寫，前言、後記和前四章由他執筆。對於書中的抄襲部分，另一位作者解釋說，由於時間緊，第8章的資料由一位研究生幫忙提供，是從網上下載的資料，因無作者署名而沒能事先溝通。
這些都是託詞。為此，我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有過聯絡，讓他們知道這回事，希望他們止制這種現象，不要再發行這樣的書了。雖然作者也表示了歉意，但這種侵權行為並沒有得到抑制。《中華讀書報》作了報道後，我到西單圖書大廈看書，這本書照樣在書架上擺著，而且與這本書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有嚴重抄襲我文章的書《誰來保衛中國》也赫然在目。在這家書店的圖書排行榜上，我還發現一本發行50000多冊、裝幀很出彩的《中國問題報告》，也有多處是抄襲我發表在2000年1月3日《解放軍報》的文章《資訊戰是主導21世紀的戰爭形態》。這篇文章是新千年來之際，解放軍報社邀請10位專家追筆談未來戰爭趨勢，我是唯一的軍外學者。文章要求非常簡煉、概括，不能超過千字，難度非常大。我寫了四段話，卻被《中國問題報告》抄了三段。
引用和抄襲是兩個意義上的概念。抄襲有幾類情況，一是把國外的東西翻譯過來成為自己的成果；二是抄襲國內的作品，公然地把別人的理論精華改頭換面揉進自己的文章中；或是把別人的觀點隨意拿來，不注出處。
精神產品的生產與物質產品的生產大致相同，不同之處在於，精神產品的生產多是創造性工作，涉及到智慧財產權問題，並且物質產品的生產還有賴於精神產品的生產。譬如在軍事領域，無論是工業時代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還是今天的時代打什麼仗生產什麼武器，都離不開先進理論的指導。再先進的武器裝備，沒有先進的理論作指導，照樣不能贏得戰爭的。先進的理論必須以創新為基石的，而理論的創新卻非常難，尤其搞原創性的研究難度很大。我最初研究資訊戰時，多數人還不知資訊為何物，電腦在人們眼裡還相當神秘。在部隊，要戴著衛生帽、穿著白大褂、換上保潔鞋才能進入電腦房。在那種情況下，要提出資訊戰這樣的理論，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要使人們接受更是難上加難。《資訊戰》寫完後5年內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在寫作過程中我改了三次，手上的老繭掉了幾層。就是這樣辛苦得來的成果，卻被“文抄公”們肆意剽竊。
精神產品生產的剽竊現象實在是防不勝防，絕不亞於物質產品生產中的假冒偽劣，而對假冒偽劣精神產品的發現、鑑別、打擊難度就更大，尤其是那些善於“扒皮抽筋”、專吸“精髓”的高階“文抄公”們更容易識破和抑制。與經濟領域的假冒偽劣相比，智慧財產權領域的假冒偽劣危害更大。經濟領域的假冒偽劣，可以把名優特產品和企業搞垮，削弱企業乃至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競爭力；智慧財產權領域的假冒偽劣，可以扼殺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創新精神。今天，我們剛剛經歷了千年之交和世紀之交，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刻，出現了許多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人物，對戰爭乃至整個軍事領域產生深刻的影響，這對我們搞軍事理論研究的學者來說，是出成果的絕好時機。然而我們可以書店去看一看，我們的軍事出版物有多少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我這裡所指的並不是帶有編著性質的通俗讀物，而是那些所謂的專著。1995年，我在一個學術研討會上發言，介紹自己最近正在研究“虛擬戰爭”的情況，沒想到，不久有人就以“虛擬戰爭”為題發表一篇不到千字的文章，說“虛擬戰爭”已經到來，云云。這算什麼？至今我也沒有看到他再有關於“虛擬戰爭”新的成果，還有我“資訊邊疆”的概念，“打仗回家去”的預測，“資訊戰的能量要超過核武器的威力”的判斷等，別人都大膽拿去了，改頭換面成了自己的學術成果，你又有什麼為法？但這卻極大地打擊了我的研究激情，最終放棄了對這些課題的深入研究。所以現在搞研究，首先要學會保密，要麼動作要快，這勢必影響研究的質量。像1999年我提出“理想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