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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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超級資本主義的獲勝，其負面社會後果也逐漸加劇。其中包括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果實都流向了最高階層，從而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劇、工作穩定性降低、社群的敗落或消失、環境的惡化、對於海外*的踐踏，以及迎合我們原始慾望的產品和服務過剩。美國的情況比其他發達國家更為嚴重，因為美國已進入更深層的超級資本主義。其他的經濟體緊隨其後，已經開始面對許多類似的問題。

*制度是應對這些社會問題的有力工具。公民的價值觀應該透過*制度來表達；我們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想要得到什麼，我們希望達到什麼共同目標，在這兩者之間應該何去何從，也要透過*流程作出選擇。但是，那些造就了超級資本主義的競爭已延伸到政治程式中。大公司僱用大量說客、律師、專家和公關人員，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贊助競選活動。結果，公民的聲音和價值觀被淹沒。隨著所有這一切的發生，在並非絕對意義上的黃金時代用以表達公民價值觀的原有機構——涵蓋整個行業的員工組織、地方性公民團體、對所有利益相關者負責的“公司政治家”，以及監管機構——幾乎都被超級資本主義的狂風吹散了。

許多改革者並未積極捍衛*制度，應對超級資本主義的負面後果，而是把目光集中在改變特定大公司的行為上——讚頌它們肩負著社會道義，或抨擊它們缺乏社會責任感。結果，這隻改變了公司的某些外部行為，而更多的是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忽視了對*制度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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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乏應對超級資本主義的不良社會後果的政策思想。我在第三章的最後已總結了我的一些想法。你或許不贊同，但是我們甚至不曾認真地討論過它們，因為公共政策與政治的關係已經越來越弱了。新的思想在每次大選之際都會呈現在公眾面前，但是選舉結束之後就沒有下文了。在立法機構、國會委員會、政府部門和機構中，日常的政治生活被那些爭奪競爭優勢的公司把持。大多數新的法律和規範都是在某些公司或者工業部門的要求下產生的；大多數衝突和妥協都發生在存在競爭關係的公司或者行業之間。如果某些政策提議有可能給多家公司或者行業增加額外的成本，它們就聯手抵制。

如果沒有執行政策的*制度，那麼關於“應該做什麼”的政策觀念就無法切中要害。因此，更為基本的問題就是：如何讓*制度更好地運轉。

對此已經產生了許多構想：有人呼籲為所有重要職位選舉提供公開的財政支援，使用公共空中電波的廣播公司為競選者提供免費的廣告宣傳，禁止說客從商業客戶那裡尋求、募集大筆捐款，禁止公司及其高管贈予立法者任何禮物，禁止私人贊助立法者及其助理們的出遊款項，禁止政治黨派將公司贈款用來“嘉獎”政界人士，禁止前任立法者和公務員至少在離職之後5年內從事遊說活動，要求說客公開所有遊說支出，強制所有出席立法和監管聽證會的專家們坦白與各利益派別的經濟關聯。所有類似的改革都必須由一位獨立的檢察官監督執行，他應該有權調查濫用職權現象，有權對違規者進行嚴格的處罰。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通向超級資本主義的公民指南（2）

以上的這些措施將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何制定和執行這些措施呢？這一問題令我們感覺更加進退兩難。只要公務員和立法者仍然依賴於那些影響力應當受到限制的公司，那麼政治改革就無法進行，因為制度體系本身無法在內部進行自我修復。偶然被揭露的嚴重政府*案的確能引起公眾的憤怒，促使立法者和政府官員作出改革制度體系的鄭重承諾。但公眾的怒火一旦平息下來、記憶變得模糊，這類承諾也就被忘得一乾二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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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當絕大多數的公民都有所要求時，才會出現真正的改革。為此，公眾必須明白現行制度中被掩蓋著的幾個真相。媒體也必須明白這些真相，並且準備在時機適宜時將這些真相傳播出去。那些半真半假、虛假、扭曲的東西充斥於私營部門和公有部門的界線間，公眾根本無法真正區分公司總裁和公務員角色的截然不同。這類混亂的思維影響了阻止超級資本主義凌駕於*之上的努力。

要讓公眾認識超級資本主義，就要指導公眾提防那些將超級資本主義的負面社會後果——不論是微薄的或不斷降低的工資和福利、失業增加、不平等加劇、社群衰敗、全球變暖、庸俗不堪的產品，還是其他的普遍抱怨——全部歸咎於公司和公司高管的政治家或宣傳者。公司高管固然有責任遵守法律，也應該為所有不法行為負責，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期待他們做出更進一步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