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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富有了。
財富的巨幅增長並非一些保守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羅納德·里根的供給方減稅政策造成的。在喬治·布什和比爾·克林頓兩位總統增加稅收之後，道瓊斯工業指數開始頻創新高，這說明公司在朝超級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創造利潤的能力在不斷增強。公司高管們有了提高效率的強大驅動力：作為消費者，我們提出警告，除非他們的辦事效率最高，否則我們就轉向其他商家；而作為投資者，我們提出警告，除非他們能為我們的投資帶來最好的回報，否則我們就把資金轉到別家。我們施加的壓力——透過沃爾瑪這樣的消費者中介，或者透過華爾街的投資者中介——如下文將要講的，使成功的CEO和金融企業家們獲得了驚人的鉅額財富；又如前文所述，讓失敗的CEO和金融企業家們突然間丟掉飯碗。
難下決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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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大多數人不僅僅是消費者和投資者，我們同樣也要為維持生活而工作。如果我們的工資和福利沒有隨著整體經濟的增長而同步增加，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沒有任何發展。
除非是完全陶醉於自我的人，否則我們所關心的絕不僅限於自己的工作、工資和福利，我們還會關心父母或者孩子的工作，還有兄弟姐妹和他們孩子的工作，朋友、同事以及他們的父母與孩子的工作。作為一門學科，經濟學專注於與個人相關的領域，這些領域被嚴格地限定在政府資料分析機構的分析家們所定義的“家庭”或者“家族”內。但是這種分類太過武斷，人類的移情能力——責任感、忠誠以及簡單的人際關係——遠遠超出了這個限制。
我們也是社群的成員、鄰里生活的參與者、*成員、愛國者，許多人為了國家利益而甘願犧牲個人利益。標準的經濟模型很少涉及這些無私的思想感情。然而作為公民我們可能會關心很多問題：是否大多數人的工作都不穩定並且工資停滯不前？是不是少數人壟斷著大多數國民財富？由於小型零售商無力與大賣場抗衡，我們也同樣擔心小鎮主街會因此而消亡。也許我們還會為許多其他事情感到不安：工業中排放大量汙染物造成全球氣候變暖、國外的踐踏*事件時有發生、刻意迎合*暴力等原始本能，或者拼命用垃圾食品塞滿孩子們的胃（我們自己可能也吃了大量的垃圾食品）。
在這些方面，狹隘的自我利益和廣泛的社會同情之間的界限也很模糊。比如說，我希望窮人也能接受教育並找到工作，否則犯罪率就會攀升，我所愛的人受到威脅的可能性就會增加；我的孩子或者我本人就可能被某個窮孩子搶劫，因為他覺得自己在合法經濟活動中沒有成功的希望。同樣，我也對小鎮主街的消亡感到憂心，不僅是因為我關心小型零售商，還因為我曾經享受過流連其中的樂趣。全球變暖不僅威脅到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還有可能吞噬掉我喜歡漫步的海灘。我不希望網路上充斥著隨處可見的*內容，因為我不願意我的孫輩看到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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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所以能買到便宜的汽車、冰箱、相框或者其他各種價廉物美的產品，通常是由於那些鑄造、修理、安裝、固定這些東西的美國員工們接受了工資和福利的削減，或者丟掉了工作。在通往超級資本主義的道路上，他們的工資下降了或失業了，這是因為，就像我們在前一章所談到的，運用新軟體、僱用外國員工或者某個沒有加入工會組織的美國員工，企業能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完成同樣工作。大多數失去工作的員工可以找到新工作，但通常是在當地從事服務業，比如在零售商店、餐館、旅館和醫院裡，這些工作的工資更低、福利更少。2002年勞工部再就業員工調查顯示，由於進口競爭而失去工作的製造業員工，找到的新工作的待遇比以前平均低了13％。因其他原因而丟掉工作的製造業員工（比如僱主用自動化機器和軟體取代了人力），新工作的待遇比以前低12％。
當我們發現更經濟、更實惠的服務時，可能也間接地影響了某些美國人的工資和福利待遇。比如我們會在網路上搜尋，選擇低價票，如果幾百萬名旅客都這樣做，就會影響像莎儂·韋勒姆這樣的空中服務員。29歲的莎儂·韋勒姆是西北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服務員，她在2006年接受了《紐約時報》的採訪，當時破產法官正在就是否允許西北航空公司進一步降低工資並禁止舉行*一案作出裁定。為西北航空公司工作7年之後，韋勒姆的所得收入終於在2005年超過了3萬美元。但是在2006年，如果按照西北航空的要求減薪，她的工資可能不足萬美元。她在給法官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很擅長量入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