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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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百英里之外的賭場。這項法令可謂美國博彩協會的一次偉大勝利，該協會代表著美國最大的賭場運營方。隨著該法案移交到眾議院，產值達15億美元的賭馬業的說客們同樣表現不俗，開創了一個豁免先例（自從2000年以來，他們已經為立法者們捐獻了超過300萬美元）。全美職業棒球聯合會的說客確保了該法案不會限制“夢幻體育”系列遊戲，棒球再度流行的部分原因是這些遊戲的普及。而代表便利連鎖店和各州的說客們小心翼翼地避免該法案影響彩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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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對政治的操縱，同樣影響著廣大民眾對當前議題的認識。遊說活動的任務之一，就是為你的觀點提供更加明智的證據，這通常需要經濟學家、政策分析師，以及資料收集人員和處理人員的共同努力，另外，還需要那些可以使任何決定聽起來都顯得合情合理的語言大師的加工。立法者需要證明他們決策的正確性——即便無法直接向廣大民眾證明，至少要向對於最後結果敏感而多疑的媒體證明這一點。監管者必須讓法官們相信他們並沒有武斷地作出決策。由於爭執中的各方都要爭取最有利的結果，因此他們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請專家論證，但他們也明白，其中某些論據只有一半是事實，有些甚至根本就是*裸的欺騙。這導致了更加廣義的*——學術*。

20世紀70年代後期，我在聯邦貿易委員會教授政策課的時候，就目睹了這些情形。公司付費給“專家”證人來作證，他們的論證剛好足以支援客戶，同時又不必出賣自己的職業道德。20世紀90年代，我在勞工部工作的時候，越來越多的“專家”變得不顧廉恥了。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深受愛戴的教授和華盛頓智囊團的“高階研究員”在國會聽證會、監管會議，甚至在他們一定也很瞭解的華而不實的媒體上作論證。他們很少會讓別人知道他們受僱於與他們的結論利益相關的公司或者貿易聯合會。

在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之間，更多的專家拋棄了職業道德，因為在這段時間，商業競爭加劇了，經濟利害影響更大了，而且公司及其說客願意向專家支付更多錢。就像其他可以交易的商品一樣，如果價錢合適，良心也是可以收買的。

在這些年裡，專家證人成了公司在聯邦地區法院進行法律訴訟的法定組成部分。訴訟往往不是發生於公司與政府公訴人之間，而是發生於爭奪競爭優勢的公司之間，例如控告對方侵犯專利或者版權、從事違反反壟斷法的掠奪性商業行為、廢除合同或者使合同變成一紙空文、強加或規避債務。參與訴訟的專家通常提供互相沖突的資料和分析結果，讓法官及其工作人員花費無盡的時間歸納整理。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公司之間的法律訴訟成了聯邦法院中增速最快的訴訟型別。

被淹沒的民主（5）

大規模立法鬥爭造就了大量收入頗豐的專家。根據《紐約時報》發表的內部預算檔案，在2003年，美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協會預計聯邦醫療藥品福利提案會引發爭議，於是撥出100萬美元的預算授予“經濟學家智慧迴音室——　一個由經濟學家和思想領袖組成的常設網路，一個透過論文和證詞來反對聯邦價格監管控制的快速反應團隊”。在國會正式考慮醫藥福利案之前的幾個月，貿易集團為研究和政治機構出資200萬～250萬美元，“以建立智力資本，並從可靠來源獲取更大量的資訊”支援醫藥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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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為公民的聲音——與我們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聲音相對——正在被淹沒。我們甚至可能會喪失自信：作為公民不得不說的問題是否重要？造成這樣的狀況並不是因為大公司透過共謀將我們作為公民的聲音淹沒或者邊緣化，而僅僅是因為公司爭相投身於日益升級的政界競爭，以求獲得相對於競爭對手的優勢。這種不斷升級的競爭，使華盛頓和其他州府城市中的遊說聲日漸喧囂，以致即使公民大聲呼籲，政府也難以聽到這些不和諧音。超級資本主義已經蔓延到政治領域，淹沒了*制度。

政治競爭有多種形式。當選的官員蒙恩於公司的說客，他們從客戶那裡為這些官員籌集了越來越多的競選捐款，同時這些官員擔心選舉對手們可能會取而代之得到這筆錢，因而向說客及其客戶勒索更多的捐款。國會聽證會和監管過程中充斥著越來越多的來自代表不同公司或行業部門的專家證詞和檔案，而這些公司或行業部門將受到那些即將出臺的政策的潛在影響。法院中滿是公司律師提出的訴訟，指控監管調查結果或程式有利於某家公司或者行業內的某些部門，不利於其他公司或部門，或者指控法院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