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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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結果有利於某個政府公訴人，不利於某家公司。報紙和廣播也在日益頻繁地宣傳那些由公司所聘請的公關炒作高手為美化公司而編造的故事，或者是為了保護公司、對其競爭對手聘請的公關專家所編造的故事予以回擊。

隨著競爭的升級，進入政治競爭領域的成本也在不斷增加。沒有財團支援的個人和組織很少能突破重圍。位於華盛頓的“公共利益”組織僅靠相當於公司遊說預算中一小部分的資金維持運營，而在華盛頓之外則很少有政治關係。網路是一條募集競選資金的有效途徑，部落格世界是一種發表觀點、發洩挫敗感的喧囂的方式，然而，這些網路論壇和政策制定者並沒有直接或是系統的聯絡。

另一方面，曾經就公民所關切的問題仗義執言的機構幾乎已消失殆盡。華盛頓仍然存在工會組織，它們的選舉捐款依然十分重要，特別是對於*黨而言，但是它們已不足以對那些對勞動者有巨大影響的決策有強大影響力了。負責考量“公共利益”的管理機構已經被大大削減。立法者對地方性的利益集團的關注也越來越少，即使它們組織成全國性的聯合會，也不會得到更多，因為立法者要花更多時間為募集競選專用款而向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高層管理人和說客尋求更多的資金支援。政治回報仍然源源不斷，但已不再符合行動的初衷了。比如，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曾經在1944年一手促成了《退伍軍*利法案》的出臺，而現在這類聯邦組織已經風光不再。與《退伍軍*利法案》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4年克林頓推動立法，嘗試提供惠及全民的健康保險計劃。儘管該法案在**會獲得了提案，但克林頓的立法機構仍然歸於失敗。其中部分原因是該提案過於複雜繁冗且官僚化。另外，還因為它缺乏廣泛的工商業組織支援。各家公司的遊說反對來勢洶洶，同時克林頓也沒有建立有效渠道，動員民眾支援。

轉向的政治（1）

最近這些年來，“公司的社會責任”已經成了關於*資本主義悖論的假想答案。在今天的商學院裡，它是人們討論的熱點，比如，2006年，超過一半的工商管理課程的負責人要求學生們至少選修一門與此相關的課程。超過80％的公司招聘人員表示，商學院畢業生應該對該課題有所認識和了解。每年關於這個主題的公司研討會要舉辦幾百場。成千上萬的公司高層管理人認真聆聽專門研究這一問題的顧問們闡發其重要性。世界上頂級企業的CEO及政府官員，每年聚集於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嚴肅地討論這一問題，並對他們的使命發表宣言。此時，眾多“社會責任稽核員”正在評價公司在這一方面的表現，數百家公司拿出漂亮的公司報告，鼓吹它們為此付出的努力。擁有全職工作人員、網站、時事通訊和基金理事會的非政府性組織制定了社會責任方面的公司行為規範，並根據公司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為它們評級。全球至少有800家共同基金宣稱它們致力於此。1999年，在達沃斯發起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列出了企業的社會責任目標，截至2006年，已經有超過3000家公司簽署了這一協議，英國甚至為此委派了一名部長。

這些行動絕大多數是嚴肅的，有一些還產生了正面影響。但是幾乎所有行動都發生在*流程之外，幾乎沒有一項能改變遊戲規則。如果我們把它看做*資本主義的新形式，就是沒有真正理解超級資本主義的邏輯。它也使我們的注意力偏離了更加困難同時也更加重要的工作：保護並推進公共利益，避免超級資本主義將政治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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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興趣愈加濃厚與對*制度信心的下降密切相關。現今，改革者們常說，他們發現遊說公司高管比遊說政客更容易；他們認為，推動某些大公司改變它們的行為方式比試圖修正公共政策更為有效。世界資源研究所所長喬納森·拉希說：“政府在環境問題上沒有發揮其領導作用，而產業界卻越來越樂於對此發表看法。”

對政治的嘲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拉希的觀點仍然令人感到奇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政府之所以無法發揮領導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近些年來大公司越來越有效地阻止了政府在環境或者其他可能會讓公司作出它們不想作出改變的問題上有所作為。為什麼產業界想努力阻止政府涉足某些問題，而它們自身卻越來越樂於對那些問題發表看法呢？當然，在公司中，致力於加強公司社會責任感的人，通常不會同時積極遊說反對要求公司強化社會責任感的法律規則，但是這並沒有改變主流現實：在超級資本主義條件下，出於競爭的原因，整家公司必須堅決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