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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加州公務員養老基金並不只針對法國。幾年前，該基金曾抱怨德國的能源公司萊茵集團給予所在各城市太多的對其董事會的控制權，致使萊茵集團股價下跌。該集團據理力爭，認為這種安排代表了公司與客戶之間的重要紐帶關係。加州公務員養老基金很顯然並不為之所動，威脅要賣掉萊茵集團的股票，迫使該集團廢除了城市代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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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絕大多數人對超級資本主義都持有兩種立場，那為什麼幾乎總是我們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一面勝出呢？答案就是，各類市場在回應個體對於更好交易的慾望時極為高效，但是對於個體希望達成的共同目標卻非常遲鈍。沃爾瑪和華爾街把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需求聚整合強大的力量集合，而曾經集中代表公民價值觀的機構卻日漸式微。大型寡頭企業和全行業工會組織之間的談判對於更為寬泛的政治經濟的重要意義不復存在，當地志願聯合會對於立法機構也不再有巨大影響力，影響廣泛的監管機構無力繼續維護公共利益，CEO們也不再有成為“公司政治家”的行動空間。
這裡存在著強烈的諷刺意味。恰恰是因為超級資本主義的高效和活力，公民對*的需求才比從前更高了。比如，當公司減少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的覆蓋面時，公共部門提供的福利就變得更為重要。當工作和收入變得更為不穩定時，公共安全就變得更為必要。當公司有贏利壓力時，就需要制定更加嚴格的措施來保護公共健康、安全、環境和*，避免公司高層投機取巧。
那麼，作為公民，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們無法恢復並非絕對意義上的黃金時代的*資本主義，我們也不應試圖這樣做。否則，我們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就會犧牲太多東西。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已經在無意中朝另一個方向走得太遠了，那就是由消費者和投資者主導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公共利益的理念幾乎喪失殆盡。
問題在於，我們在市場中作出的選擇並不能充分體現我們作為公民的價值觀。如果我們知道並正視消費或投資行為的社會後果，如果我們知道所有其他消費者和投資者會與我們一起剋制自己、不去從事那些會帶來可怕社會後果的交易，我們也許就會作出不同的選擇。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只有自己是唯一能夠剋制不良行為的消費者或者投資者，我們可能就不會作出犧牲了。默默地自我節制可能是善良的“愚人”迫不得已的選擇。
作為公民的我們要想戰勝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透過法律和監管，使消費行為和投資行為既是一種個人選擇，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選擇。例如，出臺新的勞動法，使員工可以更加便利地組織起來，透過談判爭取更好的條件，這樣做也許會稍稍提高我所購買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特別是不受全球競爭影響的地方服務業。作為消費者，我並不非常喜歡這樣，但是作為公民，我認為這是合理的。我也同樣支援對股票交易徵收小額證券交易稅，以減緩資本流動的速度，讓人們和社群有更多的時間來適應環境的變化。這樣做也可能會使我的養老基金回報減少一小部分，但是作為公民，我認為這些代價是值得的。出於同樣的原因，我認為應該設定一個“斷路器”，防止贏利的大公司於一年內在某個社群中解僱超過一定比例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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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沒的民主（1）
美國人對*制度漸漸失去了信心，其他許多*國家的公民也同樣信心不再。正如我在本書開篇所談及的，35年前，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我們的*政府是為所有人謀福利的，但是幾十年後的現今，這種信心普遍地發生了動搖。現在，絕大多數人認為，政府由極少數大利益集團操控，是它們謀求私利的工具。其他*國家的調查也顯示出，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現類似的下滑態勢。這到底是為什麼？
如前所述，對於這一轉變的解釋都缺乏說服力。對於美國以及這種現象目前程度略輕、但同時愈演愈烈的其他國家來說，更可能的原因是金錢在政治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別是來自大公司的政治獻金。正如我後面將要證明的，那些獻金正是促使經濟繁榮的超級資本主義產生的副產品。隨著公司開始利用公共政策尋求競爭優勢，競爭擴充套件到了政治領域，其負面結果就是：*制度回應公民意願的能力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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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於正在發生的事基本上不存在爭議——來自公司的越來越多政治獻金注入了華盛頓和其他州首府城市，這一事實顯而易見。令人困惑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如果仔細觀察一下這種態勢從何時起開始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