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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升級，就可以發現一條重要的線索。
在公司的政治獻金開始湧入之前，華盛頓是一個相當破落的地方——正如約翰·肯尼迪所言，華盛頓是“一座兼有南方效率和北方魅力的城市”。即便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作為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官方代表在那裡工作的時候，市區的大部分地段仍然相當破敗。如果某位說客要留下來吃午餐，我就把他帶到賓夕法尼亞大街對面蟑螂肆意橫行的三明治店去，那樣，飯後我就永遠都不會再見到那位說客了。但是當我在20世紀90年代重返華盛頓的時候，這個城市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三明治店早已不見蹤影，大街上遍佈著耀眼的豪華旅館、高檔餐廳以及時尚酒吧。從喬治城一直到國會山，到處是光鮮奪目的建築：由玻璃、鉻和拋光木料建造的各具特色的寫字樓群；設施完善的公寓，其門衛清楚地知道每一家住戶的姓名和需求；有著大理石門廊、厚地毯、輕音樂和花崗岩前臺的旅店；使用亞麻餐巾紙、皮面裝訂選單和沉甸甸銀器的餐廳，它們提供75美元的牛排和400美元的法國大瓶裝美酒。位於國會山底層的查理帕爾默牛排店憑藉其存有上萬瓶佳釀的酒窖聞名遐邇。緊鄰喬治酒店的Bistro Bis餐廳為客人提供裹著薄薄一層面包屑的鬆脆油炸雞腿和吉普賽風味牛雜。位於第19街的Palm餐廳推出了更為昂貴的餐飲，那些精心設計的美食甚至可以讓最疲憊不堪的公務員胃口大開。
獻金流所到之處，一切都貴了起來——不僅包括酒店和餐館裡的賬單，還包括華盛頓的律師、說客和專業公關人員的報酬，以及華盛頓房地產的價格，甚至周邊城鎮房地產的價格也隨之高漲起來。2005年，華盛頓有7個縣進入人口調查局選出的美國人均收入最高的20個縣。
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給予候選人選舉辦公室的政治獻金也有了大幅增加。隨著政治獻金的增加，每位候選人對於可能有多少錢流向競爭對手都十分敏感——除非這位候選人的競選款項龐大得足以嚇退其他競爭者。這樣一來，曾經熱衷於所在州或區的“多元”利益集團的參議員和代表們——特別是那些加入了全國聯合會的人——日益把注意力集中於如何募集更多的競選資金。而最大的競選資金來源就是各家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公司高管，以及“鎖定”了來自公司高管和商業聯合會的政治獻金的公司說客。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被淹沒的民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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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政治領域的公司政治獻金的激增始於羅納德·里根的當選，之後一直延續到喬治·布什當政時期。有些人認為，這是由於當時大公司與共和黨達成了一筆交易，根據這種假定，大公司為共和黨人提供足夠的資金，以保證共和黨人保持永久性的多數席位，作為回報，共和黨推行堅決的重商政策。布什執政期間臭名昭著的“K街計劃”就是一筆典型的交易，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迪萊以及其他共和黨領袖向公司和貿易團體施壓，要求它們只僱用大老黨（美國共和黨的別稱）的說客。
然而這種解釋太過簡單了。它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公司政治說客的人數在全世界範圍呈增加態勢，也無法解釋這樣一個重要事實：流向美國政界的日益增加的資金大體上兩黨兼顧。*黨人在1994年喪失了對國會的控制權時，已經開始依賴於來自公司的政治獻金了。*黨代表託尼·科埃略叫囂道：“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企業都不得不和我們打交道，因為我們是多數黨。”作為20世紀80年代的**會競選委員會的領袖，他開始勒索美國的公司。科埃略極力尋求獲得與共和黨所擁有的數額大體相當的政治獻金，並最終達到了目的。美國無黨派組織政治回應中心的資料顯示，1990年，卡車運輸業把151萬美元政治獻金劃分為大致相等的兩份，分別捐予*黨和共和黨。這種均衡狀態一直持續到共和黨人在1994年重新執政才有所變化，並在2006年*黨獲勝之後重新恢復。（根據一家追蹤政治捐贈的組織——政治獻金線的資料，政治行動委員會在2007年第一季度把獻金的給了*黨人。）當然，科埃略所設想的公司對於**會的依賴，也使*黨依賴於公司的施捨，這一點在1994年他們敗北之前的幾個月表現得尤為明顯，許多*黨人投票反對比爾·克林頓的醫療保險計劃，因為他們的贊助公司反對這樣做。
儘管克林頓政府——我很榮幸曾任職於其中——出臺了醫療保險計劃，但它仍不失為美國曆史上最重商的政府。在克林頓上任後的前兩年，*黨人控制了國會兩院，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後，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