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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空氣也隨之越來越汙濁。到了最後，科舉制給人們的責任感越來越少，而虛榮心卻越來越重。
當下教育的科舉之弊（4）
在古代，考場和官場密不可分，明代科舉的弊端影響到官場，直接就是“流品”：明代風尚，非進士、翰林不能做大官。於是，進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官運亨通；秀才、舉人是濁流，沉澱在下面，永遠不能超越。進士、翰林沒有當小官的，無論政績如何；秀才舉人，沒有當大官的，同樣不論政績如何。這無疑使官場喪失了活力。從兩漢到唐宋，當官自然都得先從小官做起，有了政績可以升遷，這使得人人有升遷的希望。明以後，對秀才、舉人出身的“基層官員”來說，他們升遷的路途中斷了，政治抱負和施政才華得不到充分施展，理想破滅之後，順理成章的便是追求享樂，當個魚肉百姓的貪官或酷吏；而進士、翰林出身的“高階官員”，因高高在上而脫離實際，他們只要不“觸怒龍顏”，便無“降級”或“失業”的職業壓力，自然不會把主要心思放在關心民眾疾苦、為民謀福利上。因此，附庸風雅，擺弄琴棋書畫便成了許多官員的自然選擇。
“流品”除了造成“基層官員”和“高階官員”之間的隔閡外，就是在“高階官員”之間也有惡劣影響。它造成了官員之間不恰當的攀比－－比出身、比學位甚於比工作成績。晚清大臣左宗棠，因只是舉人出身，雖功業蓋世仍備受歧視。他當時位列軍機大臣已是異數，但因不是進士、翰林出身，死後便不能享受最高層次的“文”字諡號。左宗棠咽不下這口氣，在進軍新疆平叛的途中仍連夜上奏，要求回京參加考試，以獲得進士及翰林學位。慈禧太后接到上奏後，下詔稱：戰事緊急，主帥不宜請假，特賜左宗棠進士出身，並賞翰林，著以原職繼續統兵平叛。左宗棠感激涕零，遂有抬棺進擊、平定阿古柏叛亂之舉。看看，當時位列軍機大臣之高位的左宗棠，尚且不能超脫於“文憑”的誘惑，可見科舉制所造“流品”之害人不淺。
如今，高校“擴招”早已成銳不可當之勢，中專、大專、本科、碩士、博士及博士後等文憑所標誌的教育等級已在社會上造成了相當的影響，相應的，“流品”意識也初露端倪。比如，許多單位招人都要求“本科以上學歷”，非“碩士以上學歷”不能進入高校任教，非有“博士”及博士後學歷幾無晉升教授之可能。目前，受“流品”之害最劇者，莫若教育界。漫長的“學制”和刻板的教學模式，正在起著“逆淘汰”的作用，大批有才華、有思想的青年考不出或不屑去考一級又一級的學位，大部分學位遂被一批死讀書、讀死書、專以應試為能事的人所佔據。一方面，有學術潛質的人進入不了學術門檻，另一方面，能進入學術門檻、耗用學術資源的又多是庸才。這種情況已經引起了有識之士的反感，最近，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拒絕招收研究生一事就是極好的例證。這種情形其實跟明清時代的科舉制亦有類似之處，像蒲松齡這樣有才華的文學家在科舉的路上極端不順，而許多進士出身的人卻庸庸碌碌，學無所長。
四
對於科舉制度的弊端，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做過這樣的批判：“雖豪傑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無用之時文。即字字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刈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懷柔遠人乎？不能也。一旦業成而仕，則又盡棄其所學。嗚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無謂，至斯極矣。”這段話切中科舉制度之要害，“所學非所有，所用非所學”實在是科舉制的一大弊端。檢討今天的中國教育，科舉制度的這一弊端，顯然也在相當程度上被“繼承”下來了。不斷地有媒體披露，有英美人答中國的英語高考試卷，所得分數並不理想；王蒙等作家曾答過高考的語文試卷，所得分數也僅僅是“及格”而已。筆者在報紙上看到了今年山東高考語文的試題，其中的“白話文閱讀理解”部分所出的幾個考題著實讓人不知所云。比如，其中的一個是：說出“鄉愁是一種文化心靈上的寂寞”一句話的意思。這句話本身就把意思說得夠明白的了，你還要考生怎麼說？我拿這個題請教過一位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他也答不上來。命題者給出的答案是：“故土文化的失落會造成人類心靈的寂寞，鄉愁由此產生。”看到這個標準答案後，我哭笑不得，這就叫“你不說我還明白，你越說我倒越糊塗了”。更讓人費解的是，“鄉愁”的產生跟“故土文化”是否“失落”沒有必然的聯絡。思念故鄉是人類的一種天然的情感，不需要特別的理由。我離開了老家內蒙古，時不時地就想家，思鄉，這很自然的，跟內蒙古是不是在刮沙塵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