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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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口·隱語·說髒話（2）

流氓對民間語言習俗的汙染，還突出表現在說髒話上。髒話的來源自然是多元性的，流氓群體的創制僅為其一，但在使用和散佈方面，則堪稱主體。在《金瓶梅》、“三言”、“二拍”這類描摹市井情態的小說中，諸如“鳥”、“”、“”、“搗”、“窩”、“捧卵孵”、“搗吊底子兒”、“###”等言詞醜語，屢見不鮮，且大多掛在包括女無賴在內的各色流氓分子的嘴上，的確是生活真實的反映。再如《紅樓夢》裡的那位薛蟠，一開口即穢語噴洩，連冒充風雅行酒令時，亦以“一根###往裡戳”絕倒滿座，也說明曹雪芹對社會生活的觀察細緻入微，知道什麼樣的語言最適合這等人物的身份——即便是有百萬之富的豪門子弟，一旦墮入鬥雞走狗、為非作歹的惡少檔次，其語言習慣便會等而下之。

淫詞·俚曲·村臺戲（1）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陽春，皇帝朱元璋口授天憲：“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等聖旨傳達到基層部隊時，已有府軍衛千戶虞讓和他的兒子虞端搶先“享受”了這種別緻的刑罰，且作為樣板寫進於聖旨中：“因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

好厲害的皇帝老倌！“吹簫唱曲”犯了什麼罪，竟將人上唇連鼻尖割了？查查《明史·樂志》，可知這位淮西小和尚出身的大皇帝，雖然沒受過系統的音樂教育，卻也並非是“樂盲”。正史上明確寫著，“明興，太祖銳志雅樂”，開國之初，便親自主持譜定了《中和之曲》、《肅和之曲》、《凝和之曲》、《壽和之曲》等一大批作品。或者是他只愛聽“嚴肅音樂”？也不是。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十二月樂歌，按月律以奏，及進膳、迎膳等曲，皆用樂府、小令、雜劇為娛戲。流俗喧，淫哇不逞。”看來他並不一概排斥“通俗歌曲”。

那麼，虞端父子緣何因“唱曲”罹此慘禍呢？毛病出在其所唱之“曲”，是一種為封建正統文藝視如洪水猛獸的“淫詞俚曲”，亦稱“時調”或者“小曲”。這種民間歌曲樣式，實際上歷代均有，而其始創者，又多是市井無賴或所謂“輕薄子”一類。如北宋時官拜宰相的李邦彥，即因愛採擷這種時調小曲的養分填詞譜樂，被世人呼為“浪子”，亦反證出這一類作品的最初“專利權”所在。

宋元話本和明擬話本中，有關市井無賴輕薄子弟創制和傳唱時調的記述，不勝列舉。《水滸傳》裡淫僧海黎僱用胡頭陀作幫手與潘巧雲通姦，被石秀將兩人三四刀砍死後。“薊州城裡有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調兒，道是：叵耐禿囚無狀，做事直恁狂蕩，暗約嬌娥，要為夫婦，永同鴛帳。怎禁貫惡滿盈，玷辱諸多和尚，血泊內橫屍里巷。今日赤條條甚麼模樣……”似這種叫做“嘲謔”，但內容已近鄙俗。更有直接侮辱人且遣詞下流的，如《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王美此時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又編出一隻《桂枝兒》來：王美兒，似木瓜，空好看，十五歲，還不曾與人湯一湯。有名無實成何干，便不是石女，也是二行子的娘。若還有個好好的，羞羞也，如何熬得這些時癢！”明朝的通俗文學作家馮夢龍曾特意蒐集這類《桂枝兒》，輯成專集，大多這等內容。再舉一首：“俏冤家，想殺我，今日方來到。喜孜孜，連衣兒摟抱著。你渾身上下都推俏，摟一摟愁都散，抱一抱悶都消。便不得共枕同床也，我跟前站站兒也是好。”這就難怪“正統”輿論斥為“淫詞”以及明太祖朱元璋要將學唱的軍人割了舌頭了——軍人不唱辭氣鏗鏘的戰歌而哼曲調柔糜內容淫蕩的“黃色小調”，豈不要弄到士氣瓦解卒無鬥志的地步？

然則即便禁令酷斷如此，效果亦不脫抽刀斷水的老轍。歷史上用政法手段禁斷“淫詞俚曲”者，遠不止朱元璋一人，但是都未成功過。仍以明代的情況為例，據範濂的《雲間據目抄》稱，其故鄉松江是“裡中惡少燕間，必群唱《銀絞絲》、《幹荷葉》、《打棗竿》”，約知這個群體直到晚明還以這些詞調作為“保留節目”。另一方面，由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介紹可知，還在嘉靖、隆慶以後，此類被衛道士斥作“誨淫導欲”的歌曲，又已衝破市井無賴的界域，“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幾乎達到風靡一時的境地，以至沈德符要引為“駭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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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詞·俚曲·村臺戲（2）

綜合歷史資料來看，所謂“淫詞”、“俚曲”，不僅多由惡少蕩子輩創制和傳唱，而且它們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