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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學設立博士位，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董仲舒被當朝皇帝授予博士，自然是春風得意、喜不待言，這可是自己長年努力的一種報償，是學術成果得到社會承認的一種標誌呵！然而，景帝時的博士官大多不過是一個空空的頭銜，他們只能“具官待進”，等候皇帝的任用。於是，董仲舒與胡毋生一同待在京城，一天到晚眼巴巴地盼望著景帝的招用。他們在一起住了好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傳來皇帝那擲地有聲的神聖御旨。景帝只重黃老之學，其他學科的博士只是噹噹“擺設”，做出一種重用天下知識分子的姿態而已，根本不會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
胡毋生早已等不及了，就對董仲舒說：“與其這樣等著乾耗，還不如回家找點事做呢。”於是，跟董仲舒道過一聲別，就匆匆離京返鄉走了。董仲舒又在京城待了一陣，實在看不到什麼希望的曙光，只得無可奈何地清點行裝打道回府，準備重操舊業。
董仲舒一腳踏上故鄉的土地，便與京城的冷落形成鮮明的對比。現在，他可是受到皇帝欽點的博士，在普通人眼裡，博士就是學問與權威的象徵。聽說他要正式收徒講學，前來報名、求教的年輕人絡繹不絕。他再也不像過去那樣零碎而膚淺地講說儒家學說，而是系統地向學生們傳授春秋經傳理論。學生一多，教室坐不下，有時不得不改在露天廣場授課。董仲舒傳授儒家經學，其規模與成就雖不如孔夫子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但也培養了不少在中國歷史具有一定影響的優秀人物。據《史記·儒林列傳》所記：“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就連《史記》作者太史令司馬遷本人，也曾拜在董子門下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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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齊喑的始作俑者（3）
董仲舒除在家鄉授徒教學外，還遊學四方，並受到河間獻王的召見求教，一時聲名鵲起，頗受世人尊崇。表面看來，他的日子似乎過得十分風光，可內心深處，卻纏繞著一股無法化解的“從政情結”。“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是儒者們一貫的精神支柱與人生追求，深得儒學精髓的董仲舒更是如此。不能進入政治權力的中心，哪怕學問再多、名氣再大、日子再風光，似乎也是沒有多大的“出息”與價值的窩囊廢。一晃悠，他已六十多歲的人了；再一晃悠，一輩子的時光可就過完了，於是乎，心裡免不了有著一種難耐的急迫與焦灼。然而，除了熱切渴盼與靜心等待外，也別無他策。
機會終於來了！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即位。經過前幾代君王“無為而治”的積累與鋪墊，漢代的政治、經濟都發展到了一個相當繁榮的時期。武帝認為，時代的發展再也不需要過去的黃老思想了，他可不想讓無為而治束縛自己，他要站在祖輩的基礎上實行有為而治，放開手腳大幹一番。剛一即位，就徵召賢良，表現出對儒家的極大興趣，並相應地採取了一些重儒措施，結果受到他的祖母——執掌漢朝實際大權、深好黃老之學的竇太后的干預而夭折。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竇太后去世，早就躍躍欲試一展鴻鵠之志的漢武帝認為真正屬於他自己的時代已然來臨，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年號，將建元改為元光。也正是從他開始，此後的帝王動不動就養成了更年改號的陋習，陶醉在一種虛幻的信仰、誇耀與自我安慰之中，卻給歷史平添了一份人為的繁雜。
接著是一番對內對外的“綜合治理”，然後，漢武帝那鷹隼般的目光又投向了天下文人學士身上，再次向社會廣召賢良，讓他們出謀獻策，輔助君王治國，使得天下英雄“盡入彀中”。
漢武帝初次徵召賢良時，董仲舒正遊學四方，停留在河間獻王處與他切磋學問。他人居河間王國，戶籍卻在趙國，因此初次舉薦的賢良之士中便沒有他的名字。“福兮禍所伏”，如果初次徵召進朝任用，以董仲舒的才能與性格而言，將很有可能遭到竇太后無情的壓制與打擊，當初建議、幫助漢武帝重用儒學的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就是在竇太后的威逼下撤職，爾後又自殺身亡。然而，董仲舒畢竟在年輕的皇帝身上看到了儒學振興的曙光，並對他寄予了極大的期望。因此，他對春秋公羊學的研究也更加努力了，“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等到漢武帝完全執掌朝政再次徵召賢良這一年，董仲舒已是六十三歲的垂暮老人，雖然晚了一點，但他一直葆有著一顆“參政議政”的勃勃雄心，哪怕再老，他也不會輕易放過這一難得的也許是最後的一次機會
